G12 互联网审丑、怪诞与尴尬文化

📝 一段做工粗糙、表演夸张甚至令人尴尬的视频，为什么会让人一边嫌弃一边转发？网络上所谓“审丑”并不只是美丑标准的倒转。它可能同时包含对怪诞形式的欣赏、对失败表演的反讽观看、对圈外人的身份区分，也可能滑向以真实人物为对象的集体羞辱。平台不需要理解这些动机，只需把点击、停留、评论和转发换算成可见度，负面注意力便可能与赞美一样成为传播燃料。

🎯 核心问题：互联网为何能把丑、怪、俗与尴尬持续转化为注意力？这种观看是在扩展审美边界、以狂欢反抗规范，还是在算法激励下把阶层区分和他人受辱商品化？

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

“审丑”是中文公共讨论中的常用说法，却不是一个边界稳定的学术概念。它经常把性质不同的活动装进同一个词：有人欣赏刻意夸张的怪诞风格，有人把公认的“烂片”当作社交仪式，有人追看自己讨厌的创作者，也有人截取普通人的失态片段供陌生人嘲笑。若把这些现象统称为“审美下降”，就会同时遗漏创作者的能动性、观众的多重动机、平台的分发结构与伤害的具体对象。

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化为“算法让人变坏”。推荐系统的核心反馈通常包括点击、停留和互动等行为信号；即使结合文本、图像、关系网络与安全分类，它们也难以可靠判断每次互动是在赞美、批评、纠错还是围攻。当商业目标偏向参与度时，高唤醒度的厌恶、愤怒和尴尬便可能获得传播优势；但内容能否扩散仍受社群规范、媒体报道、创作者策略和具体平台设计影响。算法是放大条件之一，不是能够解释一切的独立主体。

更棘手的是，“丑”和“俗”本身带有社会位置。把某种口音、服饰、身体或低成本影像称为“土味”，可能是在评价形式，也可能是在借审美语言划分体面与不体面的人。反过来，创作者也可能主动夸张这些符号，把外部的轻蔑变成辨识度、社群归属和收入。研究“审丑”因此必须同时追问：谁在定义丑，谁被观看，谁获得收益，谁承担脱离语境后的名誉与心理成本。

概念地图：并非所有“不好看”都是同一回事

这些类别可以重叠，却不能相互替代。一段刻意做旧、夸张变形的音乐视频可能同时具有怪诞与 camp 风格；观众既可能真诚喜欢，也可能把它当作“只有圈内人才懂”的反讽资源。只有当分析进一步考察观看者如何解释、平台如何分发以及人物是否被置于不可退出的羞辱关系中，才能判断它属于审美实验、社群游戏还是伤害性围观。

一条可检验的传播链

互联网“审丑”经常呈现为下列反馈过程，但每一箭头都是需要证据支持的假说，而不是必然规律：

低门槛生产与风格越界
  → 新奇、厌恶、好笑或替代性尴尬
  → 转发、停留、吐槽与二次创作
  → 参与度信号提高内容可见度
  → 创作者与模仿者强化可辨识特征
  → 媒体、广告和平台将风格商品化
  → 更多受众进入，并重新争夺“真诚／反讽”“主体／笑料”的解释权

这条链条至少包含四类行动者：生产内容的人、解释和再创作的受众、排序与变现的平台，以及把网络现象命名为“审丑”的媒体与评论者。任何单一层面的解释都不充分。仅分析文本，会把推荐和商业激励藏起来；仅分析算法，会把观众当作被动按钮；仅讨论观众趣味，又会忽略“丑”这一标签本身可能由文化权力生产。

多学科视角

🎭 美学：丑如何从美的反面变成表现资源

Karl Rosenkranz 在《丑的美学》（1853）中较早把丑作为独立的美学问题系统处理。他仍然沿用黑格尔式体系，把丑理解为美的否定和艺术通向滑稽的一种环节；这一框架带有鲜明的十九世纪规范性，却提出了一个持续有效的问题：艺术为什么可以通过破碎、畸变和不协调获得表现力？一幅描绘腐败身体或失序城市的作品可能不提供愉悦形式，却能使恐惧、压迫和荒谬变得可感。

Mikhail Bakhtin 对 Rabelais 的研究把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与狂欢节联系起来。狂欢中的身体不是古典雕塑般封闭、完整和自足的身体，而是进食、排泄、生育、衰老并与世界交换物质的开放身体。夸张的腹部、嘴巴和下半身把庄严权威拉回共同的肉身尺度，形成一种暂时颠倒等级的“降格”。从这一视角看，粗鄙与丑怪不必是文化衰败，也可能是对体面秩序的集体松动。

但狂欢不能被浪漫化。历史上的狂欢具有时间、场所和共同体边界，参与者通常知道何时进入、何时结束；网络内容则可以脱离原始关系，被永久存储并推送给完全不同的受众。一个小社群内部自嘲的身体表演，在语境坍缩后可能变成面向全国陌生人的阶层笑料。数字狂欢保留了颠倒和过剩，却未必保留共同承担风险的对称关系。

Mary Douglas 在《洁净与危险》（1966）中把污秽概括为“位置不当之物”（matter out of place）：令人不适的不一定是对象的固有属性，而是它违反了分类秩序。Julia Kristeva 的弃绝（abjection）理论进一步讨论那些既属于自我又必须被排除的事物，如血液、腐败和身体排泄物如何动摇主体边界。两者都能解释怪诞图像为何兼具排斥力和吸引力，不过 Kristeva 的精神分析框架属于影响广泛但难以直接经验检验的理论，不应被当作观看行为的通用因果规律。

Susan Sontag 在 1964 年的《“坎普”札记》中描述了一种偏爱人工、夸张、戏剧化和风格过剩的感受方式。camp 可以重新评价一件因过度认真而“失败”的作品，但它不是一张客观质量证书，更不是所有观众都共享的观看密码。互联网让这种双层观看大规模化：同一段表演可以被一批人真诚接受，被另一批人当作反讽素材，也被第三批人以“我知道它很俗，所以我的喜欢更高级”的方式消费。审美对象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观看位置及其社会含义。

🌍 文化社会学：谁有权把谁称为“土味”

Pierre Bourdieu 在《区分》中指出，趣味既是对物的分类，也是对分类者自身的分类。人们借音乐、饮食、语言和身体姿态表达社会位置，并把通过家庭与教育获得的文化能力体验为自然品味。“不高级”“没审美”“太土”等判断因此可能承担符号边界的工作：它们把某些表达方式连同其使用者一起放到“不体面”的位置，同时让评判者显得有见识、有距离感。

网络上的“土味”尤其需要双向分析。一方面，城市中产受众可能把地方口音、夸张服装、廉价布景和直白情感当作猎奇对象，从安全距离消费他人的“不合时宜”；这种观看延续了阶层化的审美凝视。另一方面，所谓土味创作者并非只能被动承受标签。他们可以理解平台语言、主动重复标志性动作、与粉丝共同制造梗，并把可识别风格转化为流量和商业机会。外部命名、策略性自我表演与真实生活经验可能同时存在，不能仅凭视频表面推断创作者究竟“真诚”还是“装傻”。

Sarah Thornton 的亚文化资本概念有助于解释反讽知识如何形成地位。知道某个冷门片段的出处、掌握正确的引用方式、能够判断何时是在“玩梗”，都会成为圈内资格。看似低俗的对象于是可以支持精细的等级：新来者只会笑，老成员知道完整谱系，更资深者甚至能把真诚欣赏与反讽欣赏切换自如。主流文化的品味区分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套对象和密码。

🧠 心理学：为什么尴尬让人想逃又想看

尴尬观看的核心是替代性尴尬（vicarious embarrassment）：即使观察者本人没有违反规范，也可能在看见他人失态时产生脸红、紧张和回避冲动。Krach 等人的脑成像研究发现，在观察他人陷入尴尬情境时，与共情和社会疼痛相关的区域会参与反应；而且即便当事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失态，观察者仍可能感到尴尬。这说明 cringe 不只是“替别人感同身受”，还包含观察者对情境规范的判断。

这种体验为什么没有让人立刻关掉页面？第一，负面情绪与趋近动机并不互斥：人会在安全距离观察威胁、失误和规范破裂，以学习“什么不该做”。第二，短暂不适之后的释放可能转化为幽默。第三，共同吐槽提供社交回报，观看的真正对象从视频变成了评论区里的群体互动。第四，模糊性本身制造认知牵引——观众想确认“他是认真的，还是故意演成这样”。

不过，继续观看不能证明观众享受他人的痛苦，更不能把所有 cringe 解释为幸灾乐祸。同一项停留时长可能来自同情、困惑、批判性核查或无法移开目光。要识别动机，需要结合自我报告、评论语义、重复观看方式和实验操纵；平台日志中的单一参与度指标无法完成这种判断。

📡 传播学：负面注意力如何变成算法可见性

Jonathan Gray 提出的反粉丝研究说明，受众关系不只包括喜爱与冷漠。人们可以围绕讨厌某部作品或某位公众人物组织稳定实践：持续观看、收集失误、生产批评文本并与同好互动。负面投入不仅消耗注意力，也会生产解释框架和群体身份。所谓“黑红”由此不是“所有批评都在帮忙”的简单定律，而是一个条件性命题：当平台把负面互动与正面互动都计入热度，反对者的持续投入可能提高对象的分发和商业价值。

Berger 与 Milkman 对网络传播的研究表明，情绪的唤醒度比单纯的正负价更能预测分享：敬畏、愤怒、焦虑等高唤醒情绪，比悲伤等低唤醒情绪更容易推动传播。Brady 等人发现，道德—情绪词汇与社交网络中的扩散相关。这些研究为“厌恶和愤怒可能提高传播”提供了机制依据，但不能推出任何丑怪内容都会走红：不同平台、议题、网络结构和推荐模型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相关性也不能自动证明算法造成了扩散。

更准确的说法是，参与度优化制造了一种价态不敏感（valence-insensitive）的可见性风险。系统容易识别“很多人作出反应”，却较难判断“很多人在反对它”。若缺乏“不感兴趣”、降权转发、反骚扰和语境提示等设计，批评性围观就可能在聚合层面转化为奖励。创作者发现夸张表演带来稳定反馈后，也会适应指标；长期结果不是算法单向塑造文化，而是创作者、受众与排序系统的共同演化。

⚖️ 伦理学：批评作品与把人变成笑料的边界

对公开内容的批评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人也没有免于负面评价的绝对权利。但评价对象、传播规模和惩罚强度之间需要保持比例。批评一部作品的形式失败，与把普通创作者的姓名、住址、家庭和旧视频全部暴露出来并不相同；指出一次失当行为，与要求一个人在搜索结果中永久只剩这次失误也不相同。

在线羞辱具有明显的规模错配。最初的过失可能只影响几个人，转发后的惩罚却由成千上万互不协调的参与者叠加；每个人只贡献一句评论，承受者面对的却是不可分割的总体压力。删除原帖也无法收回截图和二次剪辑。平台化的审丑因此需要一条最低伦理界线：可以讨论表达及其社会含义，但不应因为某人的身体、阶层标记、口音或一段脱离语境的失态，就把其完整人格降格为可无限使用的公共素材。

三种典型场景

“土味”短视频：乡土表达、策略表演与阶层凝视

低成本布景、地方口音、直接情感和夸张动作常被统一归入“土味”。至少存在三种竞争性解释。现代化叙事把它视为尚未学会都市媒介规范的过渡表达；文化民主化叙事强调智能手机降低了生产门槛，使过去被大众媒体排除的人能够自我表述；平台劳动叙事则关注创作者如何根据数据反馈重复有效套路，把被嘲笑的特征转化为可持续劳动。

三种解释都可能在具体案例中成立。判断不能只依靠成片风格，而应考察创作者访谈、账号演变、受众构成、收益分配与评论网络。若创作者能控制角色、分享收益并拥有退出空间，夸张表演更接近可控的自我风格化；它是否构成 camp，还需考察人工感、夸饰方式和受众解释。若片段由他人偷拍、剪辑和搬运，当事人无法控制语境，所谓审丑则更接近阶层化羞辱。

“太差所以好看”：失败作品的集体再创作

某些制作失衡的电影会在多年后形成邪典放映。观众背诵台词、在固定场景互动，以集体仪式把原本的艺术失败转化为新的观看作品。以 The Room（2003）的午夜放映文化为例，吸引力并不完全来自影片本身，而来自观众共同建立的规则、重复参与和对“失败的严肃”的 camp 式欣赏。

这种场景说明，作品的社会生命可以超出作者原意。它也提示一项伦理差异：对商业作品进行再解释，与对缺乏公共人物地位的个人进行持续羞辱并非同一件事。前者主要改变文本的意义，后者可能直接改变一个人的就业、关系与安全处境。

模因化的尴尬：语境被压缩成一个可复制表情

一段完整互动被截成数秒动图后，人物的前因后果消失，只留下可重复调用的表情。模因让复杂情境变成高效的情绪符号，也使当事人从行动者变成素材。使用者未必知道原视频来自表演、私人冲突还是脆弱时刻，复制链条却能让一个瞬间长期附着于可搜索身份。

模因文化具有创造性和参与性，但“可复制”不是“无主体”。较负责任的分析应区分虚构角色、主动提供素材的公众创作者、匿名化普通人和可识别的非自愿当事人。相同的二次创作形式，在不同的同意结构下具有不同伦理性质。

🔥 核心争论

审美民主化还是公共趣味退化

退化论认为，专业把关被参与度排序取代后，最刺激、最粗糙和最容易模仿的内容挤压了需要训练和耐心的作品。它正确指出注意力市场存在机会成本，却容易把旧媒体的选择标准理想化，也可能把精英品味包装成普遍质量。

民主化论强调，大众媒介从来不是中立窗口；网络只是让地方性、业余性和身体差异获得过去缺少的可见度。其弱点是容易把“能够发布”误认为“平等被看见”。平台仍以不透明排序和商业规则分配可见度，创作者面对的骚扰与议价能力也高度不平等。更稳健的判断不问网络文化总体“变好还是变坏”，而问哪些表达进入了公共空间、通过何种规则获得分发、由谁控制收益与解释权。

反规范的狂欢还是对弱者的向下凝视

怪诞可以破坏身体规训和高雅秩序，camp 可以把被贬低的风格转化为共同体资源。然而，越界本身没有固定政治方向。模仿权威、奢侈和完美身体可能“向上冒犯”；把贫困、疾病、口音和缺乏媒介训练的人当作天然笑料，则可能巩固既有等级。判断标准不只是内容有多粗俗，而是谁有能力定义场景、谁能够退出、笑声主要指向规则还是指向缺乏保护的人。

算法操控还是受众选择

把流行归因于算法具有直观吸引力，却容易循环论证：因为内容流行，所以算法偏爱；因为算法偏爱，所以内容流行。验证算法效应至少需要比较推荐曝光与关注订阅曝光、记录排序变化前后的差异，或使用审计账号和随机实验。与此同时，只强调个人选择也不充分，因为界面默认、自动播放、热榜与通知会改变可见选项。合理模型是受约束的能动性：受众确实选择，但选择发生在经过排序、计量和实验优化的环境中。

如何研究一个具体的“审丑”现象

面对某个走红案例，可以依次提出六个问题：

1. 对象是什么：虚构作品、主动表演的角色，还是非自愿进入镜头的真实人物？
2. “丑”由谁定义：评价针对形式，还是借形式指向阶层、地域、身体和教育背景？
3. 受众为何观看：真诚欣赏、camp、尴尬好奇、规范批评、反粉丝实践是否并存？
4. 可见度如何产生：自然关注、媒体报道、付费投放、热榜还是推荐流分别贡献多少？
5. 收益和伤害如何分配：创作者是否获得收入、解释权和退出权；谁承担骚扰、污名和永久可搜索性？
6. 时间上发生了什么：风格是否从边缘表达变成可复制模板，继而被品牌和平台收编？

这套问题能够避免两种捷径：既不把所有流行归咎于“低级趣味”，也不把所有草根表达浪漫化为抵抗。审美形式、社会位置、技术分发和伦理关系必须在同一个案例中同时观察。

与相邻主题的边界

本主题延伸 C05 美与审美 对审美客观性与品味区分的讨论。C05 主要追问何为美以及审美标准如何成立；G12 则转向丑、怪诞和尴尬的社会生命，尤其关注同一对象如何被不同受众以真诚、反讽和羞辱等方式观看。

J02 注意力经济与算法操控 解释平台为何争夺停留和互动；G12 进一步区分这些互动的情绪价态和文化含义。参与度能够说明内容受到反应，却不能单独说明受众喜欢什么、为何喜欢或谁受到伤害。

L04 圈层化与亚文化 讨论亚文化资本、参与式文化与商业收编；G12 聚焦其中一类特殊资源：围绕失败、粗俗、怪诞与尴尬建立的双层观看密码。二者共同提醒，反主流风格既可能创造归属，也可能形成新的排斥等级。

💭 延伸思考

• 当观众以“我是反讽地喜欢”为自己辩护时，反讽是否真的消除了阶层轻蔑，还是让轻蔑获得了更体面的表达？
• 如果推荐系统无法区分赞美、批评和围攻，平台是否应降低转发式互动的权重，或让用户在不增加曝光的情况下表达反对？
• 一个创作者主动利用“被嘲笑”获利，是否意味着围观不再具有伤害性？经济收益、控制权与人格尊严之间应如何权衡？
• 当小社群内部的自嘲被搬运到大规模公共空间时，谁有责任保存语境：原作者、转发者、平台还是观看者？
• AI 可以无限生成刻意粗糙、离奇和尴尬的内容。当“失败感”也能被工业化生产，camp 所依赖的偶然失败和真诚过度是否会失去意义？

📚 参考文献

1. Rosenkranz, K. (2015). Aesthetics of Ugliness: A Critical Edition. Bloomsbury.（德文原版 1853）该书较早系统讨论丑与美、滑稽及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
2. Bakhtin, M.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以狂欢、降格和怪诞身体解释粗鄙形式如何暂时颠倒社会等级。
3.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Routledge & Kegan Paul. Douglas 从分类秩序解释污秽与越界，为理解怪诞的文化条件提供框架。
4. Kristeva, J.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isteva 以弃绝讨论身体边界、排斥与吸引并存的经验，是影响广泛但具有争议的精神分析解释。
5. Sontag, S. (1964). “Notes on ‘Camp.’” Partisan Review, 31(4), 515–530. Sontag 描述了偏爱人工感、夸饰和风格过剩的 camp 感受方式。
6.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揭示趣味判断如何参与阶层区分与文化资本再生产。
7.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Polity Press. Thornton 说明圈层知识、品味与关系如何构成亚文化内部的地位资源。
8. Gray, J. (2003). “New Audiences, New Textualities: Anti-Fans and Non-F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1), 64–81. Gray 将反粉丝确立为不同于喜爱和冷漠的稳定受众关系。
9. Berger, J., & Milkman, K. L. (2012). “What Makes Online Content Vira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9(2), 192–205. 该研究说明高唤醒情绪与在线分享之间的关系，避免把传播仅按正负情绪划分。
10. Brady, W. J., Wills, J. A., Jost, J. T., Tucker, J. A., & Van Bavel, J. J. (2017).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28), 7313–7318. 该研究分析道德—情绪语言与社交扩散的关系。
11. Krach, S., Cohrs, J. C., de Echeverría Loebell, N. C., et al. (2011). “Your Flaws Are My Pain: Linking Empathy to Vicarious Embarrassment.” PLoS ONE, 6(4), e18675. 该研究考察替代性尴尬的心理与神经机制。
12. Phillips, W., & Milner, R. M. (2017). The Ambivalent Internet: Mischief, Oddity, and Antagonism Online. Polity Press. 该书强调网络参与同时包含创造、游戏、敌意与伤害，适合分析“审丑”的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