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与战争原因

📝 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国际关系学科最古老也最核心的问题。答案取决于分析者在哪个层次 (level of analysis) 寻找原因——人性、国内政治结构还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每个层次都揭示了部分真相，但没有任何单一层次能完整解释战争的发生。与此同时，当代安全图景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国家间战争范畴——内战、混合战争、网络攻击和结构性暴力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

Waltz 的三个意象：战争原因的经典框架

Kenneth Waltz 在《人、国家与战争》(Man, the State, and War, 1959) 中提出了分析战争原因的经典框架——三个意象 (three images)。这一框架至今仍是组织战争原因分析的基本坐标系。

第一意象：人性与个人

战争源于人性中的攻击性、权力欲或认知缺陷。

代表思想家与论点。 Morgenthau 将人性中的"权力意志" (animus dominandi) 视为国际冲突的根本动力。从心理学角度看，决策者的认知偏差——过度自信、错误知觉、群体思维——在战争的发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Freud 甚至将战争归结为人类本能中的"死亡驱力" (Thanatos)。

第一意象的局限。 如果战争源于不变的人性，那么为什么战争不是持续不断的？为什么某些时期和地区比其他时期和地区更容易发生战争？人性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都是恒定的——因此它可以解释战争的可能性，但不能解释战争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发生。

第二意象：国内政治

战争源于国内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某些类型的政权更容易发动战争。

代表理论。 Kant 的共和和平论和现代民主和平论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属于典型的第二意象分析。Kant 论证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承担战争成本，因此不倾向于支持不必要的战争。转嫁战争理论 (diversionary war theory) 提供了另一种第二意象解释：面临国内危机的领导者可能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公众注意力——“团结在国旗下” (rally around the flag) 效应为陷入困境的政权提供了短期的合法性支撑。

案例分析：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战争。 1982 年，面临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阿根廷军政府发动了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 (Falklands/Malvinas) 的入侵。军政府的决策符合转嫁战争理论的逻辑：通过对外军事行动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然而，军政府严重低估了英国的反应——Thatcher 政府派出了庞大的远征舰队，阿根廷在 74 天后战败投降，军政府随之倒台。这一案例同时展示了转嫁战争的动机和过度自信偏差（低估对手决心）的灾难性后果。

第三意象：国际体系

战争源于无政府状态 (anarchy) 的结构特征——即使所有国家都热爱和平，体系结构仍然使战争成为可能。

Waltz 认为第三意象最为根本。无政府状态是战争的许可性原因 (permissive cause)——它不直接导致战争，但使战争成为永远可能的选项。在有中央权威的国内政治中，冲突可以通过法律、警察和法院来解决；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中，自助 (self-help) 是最终原则，武力始终是保留选项。

Clausewitz 与战争的本质

Carl von Clausewitz (克劳塞维茨, 1780-1831) 在《战争论》(On War, 1832) 中提出了理解战争最持久的理论框架。尽管成书于 19 世纪初，Clausewitz 的核心洞见至今仍是军事战略和安全研究的基础参考。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 (Der Krieg ist eine bloss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

这句话的含义需要精确理解。战争不是政治的对立面（即政治失败后才诉诸战争），而是政治的工具性延伸——战争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之一。这一命题的推论极为重要：

第一，战争必须服从政治目标。 没有政治目标的战争是无意义的暴力。军事手段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当军事行动不再服务于政治目标时，战争就失去了理性基础。

第二，战争的终结取决于政治而非军事。 军事胜利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军事胜利实现可接受的政治结果。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并不带来持久的和平（如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优势未能转化为政治目标的实现）。

战争的三位一体

Clausewitz 还提出了战争的**“三位一体”** (Dreifaltigkeit/trinity)：战争是三种力量的持续互动——

成功的战争策略需要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当情感力量压倒政治理性时（如一战中的民族主义狂热），战争往往升级到远超原始政治目标的程度。当政治目标脱离军事现实时（如越南战争中的"有限战争"概念），战争同样难以取得成功。

战争的具体原因

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由 A.F.K. Organski (1958) 提出，后经 Graham Allison 以**“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的概念广泛传播：战争最可能在一个崛起大国接近超越现有霸权国时爆发。

推理逻辑是：现有的国际秩序反映了建立时的权力分配；随着崛起国力量增长，既有秩序对其越来越不利——它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成本却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少量收益。当崛起国的实力接近甚至超越守成国时，它要求修改秩序的压力急剧增大，而守成国则面临"现在遏制还是将来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对抗"的战略抉择。

案例分析：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英德竞争。 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在 19 世纪下半叶超过了英国——到 1913 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已是英国的两倍。这种经济权力转移伴随着德国对"阳光下的位置" (Platz an der Sonne) 的政治诉求和大规模海军建设计划，直接挑战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被迫从"光荣孤立"转向与法俄结盟，形成了对德的包围联盟。Allison 研究过去 500 年中 16 次类似权力转移——其中 12 次以战争告终——虽然这一统计数字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但确实表明权力转移时期的结构性紧张需要被格外认真地管理。

安全困境的加剧条件

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不是恒定的——Robert Jervis 指出两个关键变量决定了安全困境的烈度：

攻防区分 (offense-defense distinguishability)： 当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容易区分时（如固定防御工事 vs 坦克集群），一国增强防御不会被误解为进攻准备，安全困境较为温和。当两者难以区分时（如核导弹既可进攻又可防御），安全困境最为严重。

攻防平衡 (offense-defense balance)： 当防御在技术上占优时（如一战中的堑壕+机枪），先发制人的诱惑较小，安全困境较温和。当进攻占优时（如二战中的闪击战），先发制人的战略吸引力增大，安全困境加剧。

错误知觉与战争

战争常常始于对对方意图和能力的错误估计。Geoffrey Blainey 在《战争的原因》(The Causes of War, 1973) 中论证：战争的爆发通常源于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预期——如果双方对战争结果的评估一致，和平解决总是更为有利的（避免了战争成本）。战争是因为至少一方对自身实力的过高估计或对对方决心的低估而发生的。

当代安全议题

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战争大幅减少，但内战 (civil war / intrastate conflict) 成为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内战通常与族群矛盾、治理失败、资源争夺和外部干预交织在一起，且往往比国际战争更持久、更难以通过谈判终结。

Paul Collier 和 Anke Hoeffler 的研究表明，内战的发生与经济因素（低收入、自然资源依赖）的相关性强于与族群多样性的相关性——贫穷和经济机会的缺乏为武装反叛提供了廉价的招募基础。他们的"贪婪与不满" (greed and grievance) 框架区分了两种内战动机：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经济动机（贪婪）和对政治边缘化的政治不满（不满）。

混合战争

当代冲突越来越采用混合战争 (hybrid warfare) 的形式——结合常规军事力量、非正规武装、网络攻击、信息战和经济施压等多种手段。

案例分析：2014 年以来的乌克兰冲突。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是混合战争的典型案例。“小绿人” (little green men)——没有佩戴军衔和国家标识的武装人员控制了关键设施，信息战和社交媒体操纵同步展开，经济施压（能源供应）与外交行动并行。这种模式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边界（事态是否构成武装攻击？）、军事与民用的边界（网络攻击和信息战由谁负责？）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边界（武装人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混合战争对传统的"战争/和平"二分法和基于明确武装攻击的集体安全机制构成了深刻挑战。

网络安全

网络攻击作为一种新型安全威胁正在迅速上升。它在多个维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安全分析框架：

• 归因困难 (attribution problem)：网络攻击的来源往往难以确定——攻击可以通过多个国家的服务器中转，使用虚假标识，甚至伪装成其他国家的行动
• 升级阈值模糊：网络攻击是否构成"武装攻击"从而触发自卫权？国际法尚未对此形成共识
• 攻防不对称：在网络领域，进攻通常比防御更容易、更廉价——这改变了传统的安全困境动态

和平研究：Galtung 的框架

Johan Galtung (约翰-加尔通, 1930-2024) 是和平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他对"和平"概念的重新定义深刻拓展了安全研究的分析范围。

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

消极和平 (negative peace)：没有直接暴力——不打仗。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关注消极和平——如何防止战争、如何通过威慑维持和平。

积极和平 (positive peace)：消除了导致暴力的结构性原因——不平等、压迫、歧视、贫困。积极和平要求的不仅是停火，而是建设公正的社会结构。

结构性暴力

Galtung 最具创新性的概念是结构性暴力 (structural violence)：贫困、歧视和不平等虽然不涉及直接的身体暴力，但它们的效果——缩短寿命、限制人生机会、造成可避免的苦难——与直接暴力一样真实。

一个具体的说明：如果某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因为贫困和医疗不足而比另一国低 20 年，每年因此有数万人"本可避免地"死亡——这些死亡不是个人暴力的结果，但它们是不公正社会结构的可预见后果。从 Galtung 的视角看，安全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军事安全，还必须关注导致大规模可避免苦难的结构性条件。

案例分析：Steven Pinker 的"暴力衰减"论题。 Steven Pinker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2011) 中论证，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在长期趋势中持续下降——从部落社会到现代国家，死于暴力的人口比例大幅降低。Pinker 归因于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商业的扩展、理性和同理心的增长以及人权规范的传播。但从 Galtung 的视角看，Pinker 的分析聚焦于直接暴力的下降——如果将结构性暴力纳入计算（全球贫困、不平等、可预防疾病），和平的图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作为言语行为

传统安全研究把"安全"处理为可以客观测量的状态——威胁存在与否是一个事实问题，研究者的任务是评估其量级。哥本哈根学派 (Copenhagen School)——得名于其核心成员长期供职的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提出了一个方向相反的命题：安全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说出来的。

🏷️ 安全化 (securitization) 指行为体通过话语把某一议题描述为对特定指涉对象构成生存性威胁 (existential threat)，并据此主张采取超越常规政治程序的例外手段。Ole Wæver (韦弗, 1960-) 在 1995 年的论文中把安全定义为一种言语行为 (speech act)：说出"这是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它改变了议题所处的政治场域，而不只是描述了一个既存事实。

🔍 由此产生了一个三层区分：非政治化 (议题不在公共议程上)、政治化 (议题进入常规政治，通过预算、立法和公开辩论处理) 与安全化 (议题被移出常规政治，进入例外状态——保密、紧急拨款、暂停正当程序、军事化)。安全化因此不等于"更重视"某个议题——它改变的是处理该议题的规则。

安全化的完成需要三个要素同时到位：

第三个要素最容易被忽略，却决定了这一理论并非话语决定论：一次安全化尝试 (securitizing move) 只有在受众接受之后才算完成。施动者的制度位置、议题的历史积淀以及所谓促成条件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共同决定了同样的措辞在不同场合的效力差异——国防部长与街头抗议者说出同一句话，政治后果完全不同。

Barry Buzan (布赞, 1946-)、Wæver 与 Jaap de Wilde 在《安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1998) 中把安全分析扩展到五个部门 (sectors)：军事、政治、经济、社会 (societal) 与环境。其中最具原创性的是社会安全——其指涉对象是集体认同而非国家机器。这一扩展解释了为什么移民政策、语言地位和人口结构会以"安全"的语法被讨论：受威胁的被表述为"我们是谁"，而非领土或政权。

去安全化：一个被误读的规范立场

哥本哈根学派常被误读为主张"更多议题应当被安全化"。其实际立场恰恰相反：安全化是一种失败——它表明某议题已无法在常规民主政治中被处理。去安全化 (desecuritization)——把议题移回常规政治的讨价还价——因此是该学派明确的规范性偏好。

🌍 去安全化有三条路径：不再以安全语汇提及该议题；以不触发安全螺旋的方式管理它；把已被安全化的议题重新纳入常规立法与预算过程。冷战末期欧洲的军控谈判把军事对峙逐步转译为可核查、可谈判的技术性议题，是去安全化的经典范例。反向的例子同样清晰：一旦某类跨境流动被稳定地表述为安全威胁，撤回这一表述的政治成本会随着相应官僚机构和预算的固化而不断上升。

三个议题领域的安全化分析

这张表揭示了安全化的双重性：它确实能为议题争取到常规政治无法提供的资源与速度，但代价是议题被重新定义——只有能被表述为突发的、跨境的、可对抗的威胁部分才进得了这条通道，而问题中缓慢的、结构性的、需要再分配的部分反而更难获得处理。

⚠️ 安全化理论自身面临三条主要批评。Thierry Balzacq 提出的"社会学转向"认为，言语行为模型过于形式化——安全化在实践中是一个依赖语境、受众与工具 (风险评估技术、数据库、保险精算) 的持续社会过程，而非一次成功的宣告。Lene Hansen 指出该模型预设了发声能力：那些因结构性弱势而无法公开言说自身生存威胁的群体，在这一框架内是不可见的——她称之为"沉默的安全困境"。第三条批评针对其隐含的欧洲中心预设：以"例外状态 vs 常规政治"的二分作为分析起点，前提是存在一种运转良好的自由民主常态；在常规政治本身就带有例外色彩的政治体中，这一区分的分析力显著下降。当前学界的处理方式是把哥本哈根学派的言语行为版本作为起点而非终点，与巴黎学派 (Didier Bigo 对安全官僚日常实践的场域分析) 并置使用。

区域安全复合体：安全相互依赖的地理集聚

Buzan 与 Wæver 在《地区与强权》(Regions and Powers, 2003) 中提出区域安全复合体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RSC)：一组国家的主要安全关切彼此紧密关联，以至于它们的国家安全无法被分开分析或解决。核心命题是——安全的相互依赖具有地理集聚性：多数威胁在短距离上传递得更容易，因此体系的中间层次 (而非全球层次或单个国家层次) 往往是安全动力的主要发生地。

🔍 复合体的结构由四个变量刻画：边界 (与相邻复合体的分隔)、无政府结构 (成员数量)、极性 (区域内的权力分布) 与社会建构 (敌友模式)。其演化有四种可能结果：维持现状、内部转型 (区域内部结构改变)、外部转型 (边界扩展或收缩) 与覆盖 (overlay，外部强权的直接介入压制了区域自身的安全动力——冷战时期的欧洲是标准案例)。

🌍 这一框架解释了一个反直觉的经验模式：全球层面的极性变化未必迅速改变区域安全格局。中东的敌友结构在冷战结束后仍主要按本地逻辑运转；南亚以印度与巴基斯坦对抗为轴心的安全动力，对体系极性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因此为"全球权力转移会自动重塑各地安全"这一直觉提供了系统的反例，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时期不同区域的安全议程可以几乎毫无交集。

⚠️ 该理论最持久的争议在于区域边界的划定标准：区域究竟是分析者出于方便的建构，还是可以被独立识别的经验单位？能源网络、网络攻击与跨国武装组织带来的跨区域安全联系不断侵蚀复合体的边界。Buzan 与 Wæver 以"跨区域安全动力"作为补充概念回应，批评者则认为这类补丁削弱了理论最初的简洁性与可证伪性。

💭 延伸思考

• Waltz 的三个意象在分析层次上是否穷尽了战争原因的所有可能？建构主义者可能追问：观念和认知——国家如何理解彼此、什么样的行为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构成了一个介于第二和第三意象之间的因果层次。如果战争不仅取决于人性（第一意象）、政体类型（第二意象）和体系结构（第三意象），还取决于共享的规范和相互认知（“第四意象”？），那么预防战争的策略也需要相应扩展。
• Clausewitz 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命题在核时代是否仍然成立？如果大国间的全面核战争意味着所有政治目标的终结——文明本身的毁灭——那么核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政治的终结。这是否意味着核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 Clausewitz 框架的适用范围？
• 如果去安全化是哥本哈根学派的规范偏好，那么面对气候变化这类真实且紧迫的跨代威胁，坚持"不要用安全语汇讨论它"是否等于放弃了唯一能突破常规政治拖延的政治杠杆？安全化带来的资源与速度，与它对民主审议的侵蚀之间，是否存在可以事先判断的取舍标准，还是只能在事后回顾中评估？
• 安全化理论把受众接受作为完成条件，但受众本身往往由施动者所塑造——安全官僚同时生产威胁评估、界定谁有资格评价这些评估、并控制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度。在这种条件下，“受众接受"还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变量，还是它实际上已经被并入了施动者的权力之中？

📚 参考文献

1. Waltz, K.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Clausewitz, C. von (1832/1976). On War (M. Howard & P. Paret, T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4. 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5. Pinker, S. (2011).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Viking.
6. Buzan, B., Wæver, O., & de Wilde, J.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7. Wæver, O. (1995).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8. Buzan, B., & Wæver, O.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Balzacq, T. (2005). “The Three Faces of Securitization: Political Agency, Audience and Contex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2), 171-201.
10. Hansen, L. (2000). “The Little Mermaid’s Silent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Absence of Gender in the Copenhagen School.” Millennium, 29(2), 28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