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

📝 人类学对性别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深刻颠覆常识的发现：性别角色在不同文化中差异巨大。这个发现动摇了"男主外女主内是人类本性"的假设，迫使学术界和公共讨论追问一个根本问题：性别差异中有多少是生物学的给定，有多少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从 Margaret Mead 的开创性跨文化比较到当代对男性气质的批判性分析，性别人类学持续揭示着"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复杂纠缠。

Sex 与 Gender 的基本区分

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区分 sex（生物性别）和 gender（社会性别）：

Sex 指涉生物学层面的差异——染色体组合（XX/XY 以及各种非典型组合）、生殖器官形态、激素水平、第二性征等。这些差异是真实的生物学事实，虽然比通常假设的更为复杂——例如，间性人（intersex）的存在表明生物性别本身也不是一个清晰的二元系统。

Gender 指涉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角色、行为规范和意义系统——“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的文化定义、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理想，以及与性别相关的权力安排。

这个区分的核心要点是：生物性别差异是真实的基础，但社会性别角色在不同文化中的巨大变异表明，“什么算男性化"“什么算女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定义的——生物学提供了一些原材料，但文化决定了如何加工这些原材料。

然而，sex/gender 的严格二分法本身也受到了批判。Judith Butler（巴特勒）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1990）中论证：甚至"生物性别"也是被文化话语塑造的——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和分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这个更激进的立场在人类学内部引发了持续辩论：文化建构论可以推到多远？是否存在一个"前文化"的生物学基底？

经典跨文化证据：Mead 的三个部落

Margaret Mead 的开创性研究

Margaret Mead（米德，1901-1978）在 1935 年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中，报告了新几内亚三个地理相近但性别模式截然不同的社会：

阿拉佩什人（Arapesh）：男性和女性都表现出西方文化定义为"女性化"的气质——温和、合作、关爱、回避攻击性。父母双方都深度参与育儿，攻击性行为在两性中都被贬抑。

蒙杜古马人（Mundugumor）：男性和女性都表现出西方文化定义为"男性化"的气质——好斗、竞争性强、情感疏离。父母双方对育儿都表现出有限的兴趣和耐心。

德昌布利人（Tchambuli/Chambri）：性别角色与西方"标准"几乎完全翻转——女性主导经济和社会生活，务实而果断；男性关注装饰、艺术和情感表达，在人际关系中显得依赖和敏感。

Mead 的结论是革命性的：气质和行为模式不是由生物性别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塑造的。如果"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不同社会中可以表现出如此不同的内容——甚至可以被翻转——那么西方社会中关于性别"本性"的假设就不是普遍真理，而是特定文化的产物。

对 Mead 的批评与再评价

Mead 的研究招致了重要的批评。Derek Freeman（弗里曼）对她早期萨摩亚研究的严厉质疑（1983）动摇了学术界对 Mead 田野数据可靠性的信心。就三个部落研究本身而言，后续学者指出 Mead 可能过度简化了每个社会的性别模式——实际的性别关系比她呈现的类型化描述更为复杂和流动。

然而，Mead 提出的核心问题——性别角色是文化变量——已经被此后数十年的大量跨文化研究确认。即使她的具体数据描述有简化之嫌，她开辟的研究议程——不是将西方性别模式视为"默认值”，而是将其放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光谱中审视——仍然是性别人类学的基石。

第三性别：超越二元论

许多文化承认两种以上的性别类别，这进一步挑战了性别二元论的普遍性假设。

案例：萨摩亚的 Fa’afafine。 萨摩亚社会中的 Fa’afafine（字面意义为"以女性方式”）是在家庭中被养育为女性角色的生物学男性。重要的是，Fa’afafine 在萨摩亚文化中不被视为异常——这个类别是文化中的"正常"选项之一。Fa’afafine 在家务劳动、照料儿童和社交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存在不需要被"解释"或"治疗”。人类学家 Johanna Schmidt 的研究强调：将 Fa’afafine 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概念中的"跨性别"或"同性恋"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投射——Fa’afafine 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别，根植于萨摩亚对性别的特定理解方式。

这些案例表明：“只有两种性别"不是人类普遍的认知——它是特定文化传统（主要是现代西方和亚伯拉罕宗教传统）的产物。承认第三种（甚至更多种）性别可能性的文化，并非是"混乱的"或"未开化的”——它们只是在性别这个维度上做出了不同的文化安排。

劳动的性别分工

性别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r）在所有已知社会中都存在——但分工的具体内容因文化而异，这一事实本身便是最有力的证据：分工的具体模式不是生物学命运，而是文化安排。

跨文化比较揭示的趋势包括：狩猎大型动物在绝大多数社会中由男性主导，但女性对小型动物的捕获和陷阱设置的参与远比通常假设的要多——Agta 人（菲律宾）的女性甚至积极参与大型猎物的狩猎。照料幼儿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主要由女性承担，但男性的参与程度变异极大——从几乎不参与到深度参与都有记录。农业劳动在非洲许多社会中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生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的粮食），在南亚许多社会中主要由男性承担。陶器制作在某些文化中被视为"女性工作”，在另一些文化中被视为"男性工作"。

关键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劳动活动（除了与怀孕和哺乳直接相关的活动）是"天然"属于某一性别的。性别分工的具体模式反映的是文化历史和权力关系，而非生物学宿命。

父权制：解释与辩论

父权制（patriarchy）——男性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占据系统性主导地位——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性别权力模式。但"普遍"不等于"自然"或"不可避免"。人类学对父权制提出了多种解释，每一种都有其洞见和局限。

Sherry Ortner 的自然/文化论。 Ortner 在经典论文《女性之于男性，犹如自然之于文化？》（1974）中提出：由于女性的生育功能使她们更多地与"自然"领域（身体、生育、家庭内部空间）联系在一起，而男性更多地与"文化"领域（政治、仪式、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由于多数文化赋予"文化"高于"自然"的价值，女性因此被系统性地置于从属地位。这个论点引发了广泛讨论，批评者指出并非所有文化都将"自然"和"文化"视为对立范畴，自然/文化二分法本身可能是西方特有的认知框架。

物质主义解释。 Eleanor Leacock（莱科克）等学者从物质条件出发论证：父权制与财产积累和传承制度的出现密切相关。当社会开始积累可继承的财产（土地、牲畜、工具）时，控制女性的生育（以确定继承人的合法性）变得经济上重要，女性因此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她们的性行为受到更严格的监控。这个解释与 Engels 的经典论述有相似之处——“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女性的世界历史性失败’的根源”。

案例：伊罗魁社会中的女性权力。 北美伊罗魁联盟的母系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例。伊罗魁社会实行母系继嗣和母方居住——男性婚后搬入妻子的家族长屋（longhouse）。女性长老（clan mothers）不仅控制着家庭经济和食物分配，还拥有任命和罢免酋长的权力。虽然正式的酋长职位由男性担任，但酋长的权力受到女性长老的制约——如果一位酋长不称职，女性长老可以"摘掉他的角"（象征性地撤销其权力）。这个案例表明，即使在"前现代"社会中，女性也可以拥有实质性的制度化权力——父权制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可能选项。

母系社会与"母权"的神话

母系社会（matrilineal society）——通过母亲一方追溯世系和继承的社会——是理解性别与权力关系复杂性的关键案例。

核心的分析要点是：母系不等于"母权"（matriarchy，即女性统治）。在大多数母系社会中，公共政治权力仍由男性掌握——只不过关键的男性权威人物是母方舅父而非父亲。世系通过女性传递，但权力通常在男性之间运作——只是运作的轴线从"父→子"变为"舅→甥"。

然而，母系制度确实赋予女性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和离婚自由——在母系社会中，女性在娘家保留自己的社会位置，离婚不意味着失去家族归属和经济基础。Audrey Richards 对赞比亚本巴人（Bemba）的研究表明，母系制度中的男性面临独特的困境——“一个男人在妻子的亲属包围中，权力基础是脆弱的”——这种"母系谜题"（matrilineal puzzle）是亲属制度研究中的经典主题。

当代性别人类学：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

当代性别人类学已经从"研究女性"扩展为"研究性别关系"——包括对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批判性分析。R.W. Connell（康奈尔）提出的"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概念揭示了两个层面的权力关系：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以及特定形式的男性气质对其他形式的男性气质的支配（例如，“铁汉"型男性气质对"温柔"型男性气质的贬抑）。

案例：Matthew Gutmann 对墨西哥城男性的研究。 Gutmann 的民族志《男人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Macho, 1996）在墨西哥城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展开，发现"大男子主义”（machismo）远非铁板一块的"传统"。年轻一代男性在育儿参与、家务分担和情感表达方面与父辈有显著差异；许多男性在"硬汉"的公共形象与私人生活中更温柔的实践之间存在明显张力。Gutmann 的研究表明，男性气质不是一个静态的文化脚本——它是一个在阶级、世代和情境交互作用下持续重新协商的过程。

💭 延伸思考

• 如果性别角色在不同文化中变异如此之大，那么生物学在性别差异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最合理的框架可能是：生物学提供了一些倾向和约束（如平均体力差异、生育和哺乳的生物学事实），但文化决定了如何解释和组织这些差异——而文化的解释空间远比生物学的约束更宽广。如同 Ortner 所言：“是的，到处都是女性在生育。但生育这个事实在不同社会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 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经常陷入"平等意味着完全相同"的误区。人类学的跨文化证据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不同的社会可以在承认生物差异的同时，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性别关系——有些方式更平等，有些更等级化。关键不在于抹消差异，而在于追问：这些差异是如何被评价和利用的？差异是否必然导致等级？

📚 参考文献

1. Mead, M. (1935).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William Morrow.
2. Ortner, S. B. (1974).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M. Z. Rosaldo & L.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Gutmann, M. C. (1996). The Meanings of Macho: Being a Man in Mexico C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Connell, R. W. (2005). Masculinities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Nanda, S. (1999). Neither Man nor Woman: The Hijras of India (2nd ed.). Wadswor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