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与革命

📝 政治暴力——从街头骚乱到内战到恐怖主义——是政治学最沉重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革命是最极端的政治变革形式：整个政治秩序被推翻和重建。理解政治暴力的根源和动态，既是学术使命，也是人道关切。

政治暴力的概念

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指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或威胁使用的物理强制力。但这一定义看似简明，实际上充满争议——暴力的边界在哪里？国家的"合法暴力"与"国家恐怖"之间的界限何在？结构性的不平等是否也构成一种暴力？

• 表层定义：政治暴力是以政治变革、权力获取或权力维护为目的的有组织或半有组织的物理暴力行为
• 机制层：政治暴力涉及动员、组织、激进化和目标选择等过程，受到政治排斥、经济不满、意识形态极化和国家能力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
• 深层逻辑：政治暴力的核心问题不仅是"为什么人们使用暴力"，还包括"为什么大多数时候人们不使用暴力"——即使面临严重的不满和不公。暴力不是不满的自动产物，而是特定条件下的特殊选择

Johan Galtung 的暴力三角

Johan Galtung（约翰·加尔通，1930-2024），挪威和平研究的奠基人，在 1969 年提出了对暴力概念的根本性扩展——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三种暴力形态

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是可见的、有明确施暴者的暴力行为——战争、谋杀、酷刑、恐怖攻击。这是最容易识别的暴力形态。

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暴力——当社会制度系统性地阻止某些群体满足基本需求时，即使没有人直接施暴，暴力仍在发生。贫困、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不可及的医疗——这些都是结构性暴力的表现。Galtung 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一个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不是因为医学做不到，而是因为社会结构使他无法获得医疗——这也是暴力。

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是使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合法化的文化因素——宗教教义、意识形态、语言和艺术中那些使暴力看起来"正常"或"正当"的元素。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种族隔离提供合法性；“文明等级"的话语为殖民暴力提供正当化。

📝 Galtung 的暴力三角打破了"暴力=物理打击"的狭隘理解。结构性暴力的概念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最大规模的暴力往往是无声的、日常的、嵌入制度之中的——没有施暴者，却有受害者。

案例：全球健康不平等作为结构性暴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约为 60 岁，而西欧国家约为 80 岁。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疟疾、腹泻和营养不良等在医学上完全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这种差距不是"自然"的——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殖民遗产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产物。Paul Farmer 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将这一现象明确命名为"结构性暴力”——系统性的不平等每天杀死的人远多于战争和恐怖主义。

革命的理论

什么是革命？

革命（revolution）不同于政变（仅更换统治者）或改革（在现有框架内的渐进变化）——革命是对整个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秩序的根本性推翻和重建。

政治学对革命的研究经历了几代理论范式的演进。

第一代：心理学解释——相对剥夺理论

Ted Robert Gurr 在《人们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 1970）中提出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政治暴力和革命的根源在于人们感知到的"应得"与"实际获得"之间的差距。当期望上升但现实未能跟上，挫折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为暴力行为。

Tocqueville（托克维尔）更早提出了相关的洞见：“革命最容易发生在条件正在改善的时候”——不是在压迫最深重时（此时人们太绝望或太恐惧而无力行动），而是在压迫开始松动时（期望被唤醒但现实的改善速度不够快 → 相对剥夺感加剧）。这就是"Tocqueville 悖论"——温和的改革可能反而加速革命。

第二代：结构性解释——Skocpol

Theda Skocpol（斯科克波尔）在《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1979）中对革命研究进行了范式转换。Skocpol 批评心理学解释过于关注个体动机而忽视了结构性条件——不满是所有社会的常态，关键问题不是"人们为什么不满"，而是"什么条件使革命成为可能"。

Skocpol 通过对法国革命（1789）、俄国革命（1917）和辛亥革命的比较历史分析，提出了结构性革命理论。革命的发生需要三个结构性条件的同时汇聚：

1. 国家危机：国家因外部压力（军事失败、国际竞争、财政破产）而能力衰退，无法有效镇压反对力量。法国因参与美国独立战争而财政崩溃，沙俄在一战中遭受军事灾难——外部压力削弱了国家机器的镇压能力
2. 精英分裂：统治阶层内部不再团结支持现有体制。法国贵族拒绝接受税制改革，沙俄的军事和行政精英对沙皇体制丧失信心——当精英不再一致捍卫旧秩序时，革命的政治空间就打开了
3. 农民反叛能力：农村社区拥有足够的组织基础和自治传统来发动集体反叛。不是所有不满都能转化为行动——只有当底层群众拥有组织化动员的能力时，革命才能真正展开

Skocpol 的论证链条的关键在于：这三个条件不是任何一方有意创造的——它们是结构性因素的偶然汇聚。革命不是"被制造"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案例：伊朗革命（1979）的理论检验

伊朗革命既验证又挑战了 Skocpol 的框架。验证之处在于：Pahlavi 王朝在快速现代化中削弱了传统社会结构，西方化政策疏远了宗教精英，石油收入波动导致经济动荡——国家危机和精英分裂的条件具备。挑战之处在于：伊朗革命的主要动员力量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商人阶层（bazaari）和清真寺网络提供的宗教组织基础——这表明 Skocpol 的框架需要扩展以容纳宗教组织和城市动员的角色。Skocpol 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在分析伊朗革命时加入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

恐怖主义

定义的困境

恐怖主义（terrorism）是政治学中定义最困难的概念之一。学者 Alex Schmid 的综述曾列举了超过 200 种不同的学术定义。核心的定义困难在于：恐怖主义是一个带有强烈道德谴责色彩的标签——“一方的恐怖分子是另一方的自由战士”——使得任何定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

尽管如此，大多数定义共享几个核心要素：

• 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
• 目的是制造恐惧以达到政治目标
• 暴力的象征性大于军事性——攻击的目标不是为了军事优势，而是为了传递信息和制造心理冲击
• 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无法在正面军事对抗中取胜的行为体，通过不对称的暴力来补偿军事劣势

恐怖主义的类型

激进化的过程

当代恐怖主义研究的重点从"为什么"转向"怎样"——不是"为什么有人成为恐怖分子"（动机多种多样），而是"激进化的过程如何展开"。McCauley & Moskalenko（2008）提出的激进化金字塔模型表明：从同情 → 支持 → 参与 → 实施暴力，每一步都有大量"退出"——最终走向暴力行为的只是极少数。理解这一过程的阶梯式特征，对于制定有效的反激进化政策至关重要。

内战

内战（civil war）是 1945 年以来最常见的武装冲突形式，造成的人员死亡远超国家间战争。

Collier & Hoeffler（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内战的爆发与贪婪（greed）和不满（grievance）两种因素都有关，但经济因素（如自然资源的可掠夺性、年轻男性人口的高比例、低收入水平）的预测力强于政治不满因素（如不平等、种族分裂）。这一"贪婪假说"引发了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它过度简化了内战参与者的动机。

案例：塞拉利昂内战（1991-2002）

塞拉利昂内战常被引用为"资源诅咒"和内战关系的典型案例。革命联合阵线（RUF）利用钻石矿区的控制来资助武装行动，“血钻”（blood diamonds）成为冲突经济学的标志性概念。但将内战简单归因于钻石贪婪忽略了更深层的政治背景——独裁统治下的政治排斥、国家服务的崩溃和农村青年的绝望。贪婪和不满不是替代性的解释，而是相互强化的。

非暴力抵抗

Chenoweth & Stephan 的革命性发现

Erica Chenoweth 和 Maria Stephan 在《为什么公民抵抗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2011）中对 1900-2006 年间全球 323 场重大反政府运动（暴力和非暴力）进行了系统比较，得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

• 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53%）是暴力运动（26%）的两倍
• 非暴力运动在推翻独裁政权、实现领土独立和反对外国占领等各类目标上的成功率都高于暴力运动
• 非暴力运动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比暴力运动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更可能走向民主，且爆发内战的概率更低

非暴力抵抗有效的机制

Chenoweth 提出了非暴力抵抗有效性的关键机制：参与优势。非暴力运动的参与门槛远低于暴力运动——不需要军事训练、不需要武器、不需要年轻体壮。这意味着非暴力运动能够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包括老年人、妇女、残障人士和风险规避者。

当一场运动达到人口的 3.5% 以上积极参与时（Chenoweth 称之为"3.5% 规则"），从来没有失败过。大规模参与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是因为它：

• 增加了安全部队内部的分裂概率——当运动参与者中包括士兵的家人和朋友时，镇压变得更加困难
• 通过经济罢工和社会不合作造成不可持续的维持成本
• 在国际舞台上创造了强大的道德压力——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会引发国际谴责和制裁

案例：1986 年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

1986 年菲律宾推翻 Marcos 独裁政权的非暴力革命是 Chenoweth 论证的经典案例。数百万菲律宾公民走上马尼拉街头，天主教会、商界、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共同参与，形成了跨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广泛联盟。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军方高层的倒戈——当防长 Enrile 和副参谋长 Ramos 公开反对 Marcos 时，独裁政权失去了暴力维持的能力。非暴力策略的优势在这一案例中清晰可见：正是运动的和平性质使军方分裂成为可能——面对手无寸铁的百万平民，军人开枪的心理成本极其高昂。

📝 Chenoweth 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政策含义：非暴力抵抗不仅是道德上更优越的选择，在实效上也更成功。这一发现挑战了"面对残暴政权，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的直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非暴力运动的成功也依赖于特定条件——当政权完全封闭信息流通并准备实施大规模屠杀时，非暴力策略的有效性会大幅降低。

暴力的正当性问题

政治暴力的核心规范问题是：暴力在什么条件下（如果有的话）可以作为政治工具被证成？

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提供了一套经典的评判框架：

• 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正当理由（自卫、阻止暴行）、合法权威、最后手段、成功的合理预期
• 交战正义（jus in bello）：区分原则（不攻击非战斗人员）、比例原则（使用的暴力不超过必要限度）

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与政治暴力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Martin Luther King Jr. 主张严格的非暴力原则；Malcolm X 和 Frantz Fanon 则在不同语境下论证了暴力反抗的正当性——Fanon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中论证：殖民暴力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使得被殖民者的暴力反抗不仅是政治策略，更是恢复人的尊严的必要行动。

💭 延伸思考

• Galtung 的结构性暴力概念将贫困和不平等定义为暴力——这一扩展在分析上有力，但是否使"暴力"概念变得过于宽泛而失去锐度？如果一切不公正都是暴力，暴力这个词还有区分意义吗？
• Chenoweth 的数据表明非暴力运动总体上比暴力运动更成功——但在极端条件下（如面对实施种族灭绝的政权），非暴力策略是否仍然适用？“3.5% 规则"在信息完全封锁的社会是否可能实现？
• 恐怖主义的定义始终带有政治性——国家使用暴力手段制造恐惧（如无差别轰炸）是否也应被视为恐怖主义？为什么对"国家恐怖主义"的讨论远少于对非国家恐怖主义的讨论？

📚 参考文献

1.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Chenoweth, E., & Stephan, M. J. (2011).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 Galtung, J. (1969).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 167-191.
4. Gurr, T. R.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Collier, P., & Hoeffler, A. (2004).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6(4), 563-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