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政党制度
📝 政党（political party）是现代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组织——它们将分散的个人偏好汇聚为可操作的政策纲领，组织选举竞争，在执政后将纲领转化为政策。E.E. 沙特施奈德（E.E. Schattschneider）曾断言"现代民主如果没有政党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21世纪的许多民主国家中，政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和功能挑战。
什么是政党：定义与辨析
定义
政党是以赢得选举和掌握政府权力为目标的、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政治团体。这一定义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以掌权为目标——这使政党区别于仅仅试图影响政策而不寻求执政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和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参与选举竞争——这使政党区别于通过非选举手段获取权力的革命组织和军事集团；组织化——政党不是临时的选举联盟，而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组织结构（尽管组织化的程度差异巨大）。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更精简的定义：政党是"寻求通过赢得选举来控制政府机构的团队"。这一定义的冷峻之处在于，它暗示政党的首要目标是获取权力，而政策纲领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政党不是为了推行政策而竞选，而是为了竞选而制定政策。
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区别
政党与利益集团有时难以截然区分，但核心差异在于：政党参与选举、争取执政，利益集团则通过游说、舆论和其他压力手段来影响政策但不直接寻求政府权力。然而，在现实中两者之间存在灰色地带——某些利益集团实质上控制着特定政党（如某些工会组织与左翼政党的关系），而某些政党可能更关注单一议题而非全面的执政纲领（如绿党最初主要关注环境议题）。
政党的功能
政党在民主体系中承担着多种不可替代的功能：
利益聚合与政策纲领制定
社会中存在着数不清的个人偏好、群体利益和政策诉求——政党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将这些分散的、甚至相互冲突的需求聚合（aggregate）为连贯的政策纲领。没有政党的聚合功能，选民面对的将是一团混乱的政策碎片而非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
例如，一个中左政党通常将劳工权利保护、公共医疗保障、累进税制和环境监管等诉求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策方案——选民不需要对每一项政策单独做出判断，而是可以通过选择政党来表达一种总体的政策偏好。这种简化功能对于降低民主参与的认知成本至关重要。
政治动员与参与
政党通过宣传、组织和候选人提名等活动将公民吸引到政治过程中来。在历史上，政党是扩大政治参与的关键力量——19世纪的工人运动政党在争取普选权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当代，政党的"敲门拜票"（canvassing）、选民登记活动和社区组织仍然是动员选民参与选举的主要手段。
精英招募与培养
政党是政治精英的"学校"——政治人才在政党组织中得到识别、培养和筛选。在议会制国家中，部长和首相几乎无一例外地经过了政党内部从基层到高层的漫长历练过程。政党的精英招募功能确保了政治领导人至少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经验和政策判断能力——尽管这一筛选机制远非完美。
组织政府与反对派
选举获胜后，政党负责组建和管理政府——分配内阁职位、制定政策议程、协调政府各部门的行动。落选的政党则构成"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在接受选举结果合法性的前提下，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批评，并准备在下次选举中争取政权。忠诚反对派的存在是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的根本区别之一。
政治社会化
政党通过其纲领、话语和活动塑造公民的政治认知和价值取向。长期支持某一政党的选民往往内化了该政党的世界观和政治叙事——政党认同成为理解和评价政治事件的"认知快捷方式"（cognitive shortcut）。
政党制度：类型与决定因素
政党制度的主要类型
政党制度（party system）指一个国家中政党之间的竞争格局和互动模式。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经典分类在计算政党数量的基础上还考虑了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
一党制：只有一个合法政党。政治竞争要么不存在，要么仅限于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主导党制：法律上允许多党存在和竞争，但一个政党通过结构性优势（如对资源和媒体的控制、选区划分的偏向、反对派的分裂）长期执政。日本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从1955年到2009年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仅在1993-1994年短暂失去政权），被视为主导党制的经典案例——尽管日本一直保持着多党竞争和定期选举的形式。印度国大党在独立后的前几十年同样构成了一种主导党制。
两党制：两个主要政党主导政治竞争，轮流执政。小党虽然存在但很难赢得重要席位。美国和英国是最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尽管两国的政党制度运作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两党制的根深蒂固程度远超英国）。
温和多党制：3-5个"相关"政党（即在联合政府的组建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政党）之间进行竞争，意识形态距离适中，通常通过中间派联合政府来执政。德国和北欧国家是典型案例。
极化多党制：大量政党之间的竞争，意识形态距离极大，存在强大的反体制政党（如极左或极右政党），政治重心向极端方向拉扯。萨托利将魏玛共和国和二战后意大利的政党制度视为极化多党制的案例。
迪韦尔热定律：选举制度塑造政党制度
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1951年提出了政治学中最著名的"定律"之一：选举制度对政党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
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简单多数选举制（first-past-the-post, FPTP）——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当选——趋向于产生两党制。其机制包括"机械效应"（小党赢得选票但难以赢得席位——因为它们在各选区分散的支持无法转化为集中的席位）和"心理效应"（选民意识到投给小党是"浪费选票"，因此策略性地投给两大党之一）。
迪韦尔热假说（Duverger’s Hypothesis）：比例代表制趋向于产生多党制——因为小党可以按得票比例获得席位，不会被"浪费票"效应淘汰。
经验证据大体支持迪韦尔热的理论。采用FPTP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确实倾向于两党或少数党主导的体系；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如荷兰、以色列、北欧国家）通常拥有更多的有效政党。然而，迪韦尔热定律并非铁律——加拿大虽然采用FPTP，但长期维持了多党格局；印度的FPTP制度下也有大量地区性政党活跃。社会分裂结构（族群、宗教、地区）的复杂性可以压过选举制度的简化效应。
政党组织的演变
从精英政党到大众政党再到全方位政党
政党的组织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
精英政党/干部政党（Cadre Party）：19世纪的政党主要是由议会中的精英分子松散组建的——没有大规模的党员基础，活动集中在议会和选举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早期精英政党的典型。
大众政党（Mass Party）：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普选权的扩大，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开创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大量的付费党员、层级化的组织结构、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密集的基层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大众政党的原型。
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在1966年提出了这一概念。随着阶级分界的淡化和选民流动性的增加，政党不再紧密绑定于特定的社会阶级——而是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广泛吸引各阶层选民。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取代了意识形态纲领成为选举的核心卖点。当代大多数主流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全方位政党的特征。
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在1995年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论断：当代政党已经不再是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而是变成了国家的一部分——主要政党共同分享国家资源（公共资助、媒体接入、议会资源），并通过设置进入门槛来排斥新兴的竞争者。政党与国家的共生关系使其日益脱离社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公民对政党的信任度持续下降。
政党的危机？
危机的表现
当代许多民主国家的政党面临着被广泛讨论的"合法性危机"：
党员流失：欧洲主要政党的党员人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大幅下降。英国工党的党员人数从1950年代的约100万下降到2000年代初的约20万（虽然2015年科尔宾当选党首后一度回升）。类似的趋势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主要政党中也清晰可见。
政党信任度下降：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数据持续显示，政党是所有社会机构中信任度最低的——在许多欧洲国家，表示信任政党的公民不到15%。
选民去联盟化（Dealignment）：选民与政党之间长期稳定的心理认同（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在减弱——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固定支持某一政党，而是在每次选举中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选择。这增加了选举结果的波动性。
反政党情绪的兴起：许多选民对传统政党感到深刻的不满和疏离——“他们都一样"“政客只关心自己"的情绪为反建制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土壤。
民粹政党的兴起
政党危机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之一是民粹主义政党（populist parties）的崛起。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叙事是：传统政党背叛了"人民"的利益，只服务于腐败的精英——只有民粹主义运动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的意志。
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2010年代经历了显著的选举突破：法国的国民联盟（原国民阵线）、意大利的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德国的选择党（AfD）、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这些政党在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盟和反精英的平台上赢得了大量选民支持。左翼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也有重要表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的左翼民粹运动以反贫困和反帝国主义为号召。
民粹主义政党对民主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们动员了此前被主流政党忽视的选民群体，将真实的社会不满引入了政治议程（移民带来的文化焦虑、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不安全感确实是真实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们倾向于简化复杂问题、妖魔化对手、侵蚀制度性制衡、并以"人民的意志"为名削弱少数派权利和司法独立。穆德（Cas Mudde）将民粹主义描述为"非自由的民主回应”——它呼应了民主的多数意志原则，但拒绝自由主义的权利保障和制度制衡。
💭 延伸思考
- 如果传统政党在衰落，什么可以替代其利益聚合和精英招募的功能？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运动、网络化的公民组织、直接民主平台——这些替代形式是否能够提供政党曾经提供的功能，还是仅仅以更加碎片化和不稳定的方式动员公众情感？
- 政党的"去意识形态化”（从大众政党到全方位政党）是不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深层原因之一？当所有主流政党看起来"都差不多"时，极端的声音就更有吸引力？
- 政党公共资助（由国家财政资助政党活动）是增强了民主还是加剧了"卡特尔化"——使现有政党更加依赖国家资源而非公民支持？
📚 参考文献
- Duverger, Maurice.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lated by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London: Methuen, 1954.
- Katz, Richard S., and Peter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 no. 1 (1995): 5–28.
- Mudde, Cas.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Sartori, Giovann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alton, Russell J.,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eds.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