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

📝 经济增长——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是过去两百五十年人类生活水平飞跃的根本动力。从增长的源泉到增长的极限，经济学围绕这一主题发展出了丰富的理论争论，而增长是否能（以及是否应该）永续进行，已成为21世纪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增长的历史奇迹

漫长停滞与突然起飞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表明，从公元1年到1820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不足0.05%——以这个速度，生活水平翻一倍需要1400年。工业革命（约1750年起于英国）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1820年之后的两百年间，全球人均GDP增长了约14倍，年均增长率提升到约1.5%。

复合增长的威力令人惊叹：年均增长2%看似微不足道，但35年后产出翻倍，70年后翻两番。“72法则"提供了简便的估算——用72除以年增长率即可得出翻倍所需年数。正是这种复合效应，使得微小的增长率差异在长期内导致巨大的生活水平鸿沟。1960年至2020年间，韩国的人均GDP从约1500美元（按2015年不变价格）增长到约30000美元，增长了约20倍；而同期某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几乎未变甚至下降。这种"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解释是增长理论的核心议题。

Solow 增长模型：新古典框架

模型的基本结构

Robert Solow（索洛）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奠定了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Solow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于三个要素：

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更多的机器、设备、厂房和基础设施。当一个经济体将更大比例的产出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时，资本存量增加，产出随之提高。

劳动力增长（labor force growth）——更多的工人或更高的劳动参与率。人口增长直接增加了可用的劳动投入。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无法被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所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通常被归因于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升和制度改善。Solow将其称为"余值"（residual），因为它是用总产出增长减去资本和劳动贡献后的剩余。

关键洞见：递减回报与稳态

Solow模型的核心洞见是资本积累面临递减回报（diminishing returns）。给一个只有一把铲子的工人增加一把铲子会显著提高产出；但给一个已经拥有五台挖掘机的工人再增加一台，产出增加有限。这意味着仅靠资本积累无法维持长期增长——经济最终会趋向一个稳态（steady state），在稳态中资本的新增投资恰好抵消折旧，人均产出不再增长。

这一结论引出了Solow模型最重要的政策含义：长期增长的唯一引擎是技术进步（体现为TFP的增长）。Solow对美国1909年至1949年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仅能解释约12.5%的产出增长，剩余的87.5%——即所谓的"Solow残差"——必须归因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条件趋同假说

Solow模型还预测了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资本较少的经济体（穷国）应该比资本充裕的经济体（富国）增长更快——因为穷国处于递减回报曲线的陡峭段，每单位新增投资带来的产出增加更大。经验证据部分支持了这一预测：在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之间（如西欧国家、东亚经济体），趋同确实存在；但在全球范围内，许多穷国并未向富国趋同——这暗示制度差异可能是决定性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的内部化

对 Solow 模型的不满

Solow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从模型外部给定），这留下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技术进步从哪里来？如果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么增长理论实际上并未解释增长。

Paul Romer（罗默）在1986年和1990年的论文中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将技术进步内化为经济决策的结果（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omer的核心论证是：知识（ideas）是一种非竞争性（non-rival）商品——一个人使用一项知识不妨碍他人同时使用它。这意味着知识具有递增回报而非递减回报——更多的知识使得生产更多知识变得更容易。

内生增长的政策含义

内生增长理论赋予了政策更大的角色：如果技术进步取决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激励，那么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研发、投资教育、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竞争来加速增长。这与Solow模型中政策对长期增长率无能为力的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Robert Lucas（卢卡斯）在1988年的论文中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角色。教育和在职培训不仅提高了受教育者自身的生产力，还通过知识溢出（spillover effects）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善于采用新技术、更有创新能力。Lucas用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什么东亚经济体在大力投资教育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制度与增长：Acemoglu 的论证

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

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2012）中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系统论证。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是地理、文化或资源，而是制度质量。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保护产权、维护法治、允许自由进入市场、鼓励创新。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和企业有激励投资、创新和承担风险，因为预期能够获得回报。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则由少数精英垄断权力和资源，缺乏法治保障，抑制竞争和创新——因为创新可能威胁到既得利益者的地位。

Acemoglu和Robinson以朝鲜半岛为例展示了制度的决定性力量：同一民族、同一语言、同一地理区域，仅因1945年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到21世纪初人均GDP差距已超过十倍。类似的"自然实验"还包括东西德在分裂和统一前后的经济表现差异。

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制度差异往往源于历史偶然（critical junctures）。殖民历史中的一个发现具有深远启示：在殖民者死亡率较低的地区（气候适宜定居），殖民者建立了保护产权的包容性制度；而在殖民者死亡率较高的地区（热带疾病盛行），殖民者仅建立了掠夺资源的攫取性制度。这些制度差异在几百年后仍然显著影响着经济绩效（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1）——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力量。

增长的终结？两种质疑

技术悲观主义：Gordon 的论证

经济史学家Robert Gordon在《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2016）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断：1870年至1970年间由电力、内燃机、室内水暖、通信技术等发明驱动的增长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奇迹。信息技术革命的经济影响远不及前一次技术革命——互联网改变了娱乐和通信方式，但未能像电力和汽车那样根本性地重塑日常生活。加之人口老龄化、教育回报递减和不平等加剧等"逆风"，发达经济体可能已进入长期低增长阶段。

Lawrence Summers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假说从需求侧提出了类似担忧：人口增长放缓和技术进步的资本节约倾向导致了投资需求的结构性不足，使得实际均衡利率降至零以下——传统货币政策因此失效。

生态极限：Raworth 的甜甜圈

一种更为根本性的质疑来自生态经济学。Kate Raworth在《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 2017）中提出：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限的物质增长在物理上不可能。好的经济不应追求GDP的持续扩张，而应在社会底线（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食物、健康、教育、住房等）和生态天花板（不超出地球承载力极限：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氮磷循环破坏等）之间运行——形如一个"甜甜圈"。

根据Raworth的分析，当前没有任何国家同时满足了社会底线的所有维度而不突破生态天花板。高收入国家满足了社会底线但严重突破了生态天花板；低收入国家在生态天花板之内但远未达到社会底线。这一框架暗示经济学需要从"增长导向"转向"分配导向"和"再生导向"。

创造性破坏的实证化

Romer 把知识内生化，但他的模型中创新是水平的——品种增加，旧产品继续存在。Philippe Aghion (1956– ) 与 Peter Howitt (1946– ) 1992 年的模型给出了垂直版本：创新沿质量阶梯前进，新技术淘汰旧技术，创新者获得的垄断租金随后又被下一个创新者摧毁。这是把 Schumpeter 的创造性破坏写成可求解方程的尝试。

一个独特的推论：商业窃取效应

垂直创新模型中，创新者的私人收益包含了从被淘汰者手中夺走的租金，而这部分并非社会新增。商业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使私人创新水平与社会最优水平的偏离方向变得不确定：知识溢出使创新不足，商业窃取使创新过度，两者的净效果取决于行业特征。这一模糊性解释了为什么"补贴研发总是好的"这一简单结论并不成立。

模型还给出了增长与分配的非中性关系。Aghion 等人利用美国通勤区数据发现，创新密度与顶端 1% 的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与总体基尼系数几乎无关，而与代际流动性同样正相关。创造性破坏既制造顶端集中，也打开新的进入通道——把"创新加剧不平等"与"创新促进流动"当作互斥命题是一种误读。

竞争与创新的倒 U 关系

关于竞争是否促进创新，理论上长期存在两种对立直觉：Schumpeter 认为竞争侵蚀租金因而削弱创新激励；Kenneth Arrow 认为垄断者缺乏自我颠覆的动力，竞争才促使企业创新。

Aghion 与 Nick Bloom、Richard Blundell、Rachel Griffith、Howitt 在 2005 年用英国企业面板数据，并以欧盟单一市场改革与反垄断执法作为竞争强度的外生变动来源，给出了一个调和性的结论：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净关系呈倒 U 形。

峰值的位置取决于行业内企业技术水平的分散度：企业越接近同一技术前沿，倒 U 的峰值越靠右，即该行业能承受更强的竞争。政策含义相当具体——竞争政策与创新政策不是替代关系，但统一的竞争强度目标不适用于所有行业。Aghion 近年据此主张"有方向但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支持可以指向特定技术方向，但必须保持进入开放、设置客观绩效指标并保留退出机制。

对 Gordon 的技术悲观论，Aghion 的回应是：测得的生产率放缓部分来自度量问题（无形资产与零价格产品未被充分计入），部分来自企业进入率下降与市场集中度上升导致的创新激励衰减——后者是政策可干预的对象，而非不可抗的技术宿命。

产业政策的回归：Mazzucato 与 Ha-Joon Chang

企业家型国家

Mariana Mazzucato (1968– ) 在《企业家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2013) 中挑战了一个流行叙事：创新来自私人企业家，国家的作用限于纠正市场失灵并尽量不妨碍。

她的论证方式是技术溯源。以一部智能手机为例，其核心组件几乎全部出自公共资助的研究：触摸屏技术源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卫星定位源于国防部，互联网协议源于 DARPA，语音助手的原型来自 DARPA 的 CALO 项目，锂电池的关键突破由能源部资助。制药领域的对应事实是：多数新分子实体的基础研究阶段由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长期资助承担，私人企业主要进入后期临床与商业化环节。

🔍 由此提出的理论主张是，国家的角色不止于修补市场失灵，而是创造与塑造市场：它承担的是方向未定的不确定性——不是可计算概率的风险，而是连结果分布都未知的探索——因而能够进入私人资本不会进入的早期阶段。

🌍 这一分析导向一个分配上的诊断：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公共部门承担了失败的全部成本（失败的能源贷款成为政治丑闻），却几乎不分享成功的上行收益——成功企业的回报以股价和专利的形式归于私人，并常通过税收筹划减少回流。Mazzucato 主张的矫正工具包括附条件资助（如以价格约束或再投资承诺为获取条件）、公共股权与国家投资银行、以及把部分知识产权保留在公共部门。她在《使命经济》(2021) 中进一步主张以阿波罗计划为模板，用可验证、有时限的"使命"（如零碳城市、抗微生物耐药性）而非按部门撒网的方式组织创新政策。

批评。Alberto Mingardi 与 Deirdre McCloskey 指出，从"政府曾资助过某项技术"到"没有政府就不会有该技术"之间存在推论跳跃：政府在大量方向上同时投入，事后从成功案例中选取证据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更关键的是，国家的方向选择缺乏市场所具备的纠错机制——破产。另有批评指出其证据高度集中于美国的国防相关支出，可复制性存疑，而"使命"的绩效评估标准至今模糊。当前的学界状态是：其历史描述（公共资助在通用技术形成中的作用）已被广泛接受；其规范主张仍有争议，但已在欧盟研究框架计划的使命结构与多国产业战略中获得实际采纳。

踢开梯子：产业政策史的双重标准

Ha-Joon Chang (1963– ) 的《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 2002) 从经济史出发提出一个对称性问题。书名取自 Friedrich List (1789–1846) 的比喻。

历史论证。今天倡导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的发达国家，在自身的追赶阶段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保护性关税、幼稚产业扶持、出口补贴、国家主导的技术引进与对外资的限制。英国在 18 至 19 世纪长期保护其毛纺与制造业；美国在 1816 年至 1945 年间的制造业平均关税长期居发达国家之首，多数时期在 35%–50% 之间，而 Alexander Hamilton 1791 年的《制造业报告》正是幼稚产业保护论的原始文本；德国、法国、日本、芬兰与韩国的产业政策记录同样详尽。

双重标准命题。这些国家在取得技术领先地位之后，通过多边贸易规则、双边投资协定与援助条件，限制后发国家使用同一批工具——关税约束、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共同收窄了政策空间。Chang 在《坏撒玛利亚人》(2007) 中把同一论证扩展到制度层面：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普选权、央行独立性、公司治理与廉政水平，都远低于今天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良治"门槛，因此把这些标准设为援助与市场准入的先决条件，在历史上缺乏依据。

批评与当前格局。经济史学界普遍接受"保护主义在历史上广泛存在"这一事实描述，分歧在于因果贡献。Douglas Irwin 等人的研究认为，19 世纪美国的高增长主要来自要素积累、国内市场规模与技术引进，关税的净贡献不明确甚至为负；另有批评指出历史条件的可移植性存疑——当时不存在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知识产权体制。Dani Rodrik (1957– ) 的立场居中：产业政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组织"的问题，关键在于纠错与退出机制——有条件的支持、明确的绩效指标、失败即终止。Réka Juhász、Nathan Lane 与 Rodrik 2024 年的综述总结道，近年利用政策断点与准实验设计的实证研究，对特定产业政策的效果给出了比 1990 年代共识更积极的估计，但效果高度依赖国家能力与问责机制——而这恰恰是最难移植的部分。

💭 延伸思考

• 如果增长率永久降低到1%以下，这对社会和政治意味着什么？现代社会的许多制度承诺（养老金的可持续性、代际社会流动、公共债务的可偿还性）都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隐含假设之上。低增长是否必然导致分配冲突的加剧？
• “去增长"的倡导者是否低估了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绿色增长”——即在减少物质消耗的同时实现产出增长？经济增长是否可以从物质消耗中彻底"脱钩"（decoupling）？
• 商业窃取效应意味着创新的私人收益可能超过其社会收益，此时市场提供的创新会过多而非过少。补贴研发的通行理由建立在正外部性之上，这一反向机制在什么条件下会占据主导？
• Mazzucato 主张国家承担了早期技术的主要风险却未能分享收益，批评者则指出成功案例的挑选本身带有幸存者偏差。评价产业政策时，如何在不忽略失败项目的前提下衡量其净效果？

📚 参考文献

1.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65-94.
2.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S71-S102.
3.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4. Gordon, R. J. (2016).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Raworth, K. (2017). 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6. Aghion, P., & Howitt, P.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2), 323-351.
7.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Griffith, R., & Howitt, P. (2005).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2), 701-728.
8. Mazzucato, M.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Anthem Press.
9. Chang, H.-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10. Juhász, R., Lane, N., & Rodrik, D. (2024). The new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6, 21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