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标准与知识的共同生产

📝 国家并非先看清社会再进行治理，而是在户籍表、人口普查、统计指标、疾病编码、技术标准和风险阈值中，把复杂现实转化为可比较、可汇总、可干预的对象。标准化提高了协调能力，也会压低地方差异；知识的可信度与治理秩序因而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在同一套分类和测量实践中共同形成。

从测量世界到组织世界

🏷️ 共生产（co-production）是 Sheila Jasanoff（希拉·贾萨诺夫，生于 1944 年）用来描述知识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构成的分析框架。自然与社会并非先以固定形态存在、随后才被制度记录；对象要进入公共决策，必须先被命名、测量、分类和比较，而这些操作同时规定了谁具有什么身份、谁承担何种责任、哪些差异值得治理。

🔍 共生产不同于“政治干预纯科学”的污染模型。监管机构选择毒性终点、统计机构划定失业口径、标准组织规定合格接口，都包含经验判断和规范判断。经验事实限制可行结论，规范选择决定何种事实进入制度。两者可以分析地区分，却无法在实际治理中完全拆开。

🌍 一项空气质量指标必须连接采样地点、仪器校准、平均时段、健康证据和法律阈值，才会成为可执法的污染标准。一个人口类别也必须连接问卷选项、填报规则、数据库和资源分配，才会成为行政事实。标准由此既是认识工具，也是协调行动的基础设施。

这些装置的共同特征是把异质对象放进统一格式。统一格式使远距离协调成为可能，也把格式之外的内容变得难以表达。STS 的核心问题不是赞成或反对标准，而是追踪标准由谁制定、以何种证据维持、在何处失效，以及修改成本由谁承担。

Jasanoff：知识秩序与社会秩序共同形成

Jasanoff 在比较科学咨询和风险监管时发现，不同国家面对相似技术问题，会形成不同的证据程序、专家角色和公共论证方式。差异不能只由科学发展水平解释，也不能只归因于政治文化。机构在界定“可靠证据”的同时，也界定国家如何承担责任、公民如何提出异议以及专家如何获得权威。

共生产包含四类相互连接的过程。第一是制造身份：统计和法律类别界定患者、消费者、专业人士或高风险群体。第二是建立制度：实验室、标准委员会和监管机构把知识判断固定为程序。第三是形成话语：数字、模型和风险语言提供公共辩论的共同语汇。第四是塑造表征：地图、图表、分类表和报告把复杂对象压缩成可治理的形式。

这一框架特别适合分析监管科学。基础研究常以解释现象为目标，监管科学则必须在期限、法律权限和证据不完整的条件下回答“是否许可”“阈值多高”“由谁证明安全”等行动问题。相同数据在不同证明责任下可能导向不同决定。证据不足既可被解释为暂缓限制的理由，也可被解释为采取预防措施的理由；分歧来自事实与责任规则的共同作用。

共生产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度安排都同样合理。程序能否公开、分类能否修订、利益冲突能否审查、受影响群体能否提出反证，仍可接受规范评价。其贡献在于提醒，评价科学咨询时不能只问数据是否准确，还要问何种政治秩序被写入证据程序。

Scott：国家如何把社会变得清晰

James C. Scott（詹姆斯·斯科特，1936-2024）在《国家的视角》（1998）中用清晰化（legibility）描述现代行政把地方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生活世界转换为统一记录的过程。固定姓氏、地籍图、标准度量衡、规则化城市和单一作物林，都会减少中央观察者面对的信息复杂度。清晰化不是获得全部知识，而是选择那些能进入行政表格和远距离指令的知识。

清晰化具有真实收益。统一地籍能降低产权争议，标准地址支持邮政和急救，人口统计帮助估算疫苗与学校需求。没有某种简化，大规模公共服务无法协调。问题出现在简化被误认为完整现实，并与追求整齐划一的高现代主义计划、强制权力和薄弱的地方反馈结合时。

Scott 用米提斯（mētis）指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地方知识：农户判断微地形和土壤，护士识别病人状态的细微变化，维修人员根据声音定位故障。这类知识难以完整编码，却不等于神秘直觉。它来自长期试错和情境辨别。统一标准若给地方判断保留接口，能够扩大协作；若把地方变异一律视为噪声，就可能产生形式合规而实际失灵的系统。

清晰化理论也有局限。国家并非唯一追求可计算性的行动者，企业平台、保险机构、认证组织和国际供应链同样依赖分类。地方知识也不天然公正，地方惯例可能维护排斥、寻租或不安全操作。更准确的分析需要比较不同尺度的知识装置，而不是把中央简化与地方智慧固定成善恶对立。

Porter：数字为何成为非人格化信任

Theodore Porter（西奥多·波特，1953-2023）在《数字中的信任》（1995）中指出，量化的扩张不只来自测量技术进步，还来自组织对机械客观性（mechanical objectivity）的需求。当决策者缺少共享专业文化、面临外部质疑或需要跨地域协调时，明确公式和数字规则能够限制个人裁量，制造一种可审计的非人格化信任。

高度自治且内部信任较强的专家共同体，往往允许经验判断发挥较大作用。相反，权威脆弱、参与者异质或诉讼风险高的机构，更倾向把决定写成量表、成本收益分析和评分规则。数字在这里不仅描述对象，也保护组织：决定可以被表述为遵循公开方法，而非某位官员的个人偏好。

这种信任具有条件。量化能提高一致性和可追责性，却会把判断转移到指标设计阶段。选择分母、设定时间窗口、处理缺失值和划定阈值都需要裁量，只是这些裁量通常在结果出现前被隐藏。数字越具有权威，越需要公开其生成链，而不是把公式存在本身当作中立保证。

Porter 的分析也解释了指标为何会改变被测对象。当学校、医院或监管单位根据单一数字获得资源，行动者会围绕指标优化行为。量化并未失败；它成功地成为组织目标，因而产生反应性。判断一个指标是否有用，必须同时检查测量效度、行为反馈和分配后果。

Bowker 与 Star：分类是一种基础设施

Geoffrey Bowker（杰弗里·鲍克，生于 1953 年）与 Susan Leigh Star（苏珊·利·斯塔，1954-2010）把分类系统视为嵌入工作流程的信息基础设施。分类表面上是把对象放入格子，实际还连接表单、软件、专业职责、收费规则和机构记忆。一套分类只有被多个场所持续维护，才能表现得像自然秩序。

分类不可避免地留下残余。现实对象可能跨越多个类别，时间变化会使旧类别失效，不同实践又需要不同粒度。系统通常通过“其他”“未特指”或例外流程容纳残余，但这些位置的对象更容易在统计和资源分配中消失。Bowker 与 Star 因而要求观察谁承担分类劳动，谁被迫改变自身以适应系统，以及哪些历史决定在日常使用中变得不可见。

分类还具有轨迹效应。一个人在教育、医疗或福利系统中获得某种标签后，标签会影响后续评估、服务资格和自我理解。分类不只是描述已有差异，也可能放大差异。Ian Hacking 所说的“循环效应”进一步指出，被分类者会理解、接受或抵抗类别，机构随后又调整定义。人的分类因此会与被分类者发生互动。

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也构成政治人口

人口普查把居民转换成可汇总的人口。问卷必须规定家庭成员、职业、居所和身份类别，统计机构还要决定重复、缺失与临时居住如何处理。这些决定影响地区代表、财政配置和公共服务，因此人口分类既是描述工具，也是分配制度的一部分。

普查类别会随历史变化。新增选项可以使过去被合并的人群获得可见性，改变措辞也会破坏时间序列可比性。保持稳定有利于趋势分析，却可能冻结过时分类；及时修订回应现实，又使前后数据难以直接比较。统计机构面对的不是“准确或不准确”的简单选择，而是在代表性、连续性、隐私与行政可用性之间取舍。

计量与标准：可比性如何被制造

计量学（metrology）研究测量单位、实现方式、不确定度和可追溯性。一个数值要跨实验室成立，必须能够通过校准链连接到共同参考。国际单位制、国家计量机构、标准物质和实验室间比对共同维护这条链。可比性不是单位名称相同就自动存在，而是一项持续投入的制度成就。

标准可分为测量标准、产品标准、过程标准、接口标准和分类标准。它们有时由法律强制，有时由专业组织或市场协调形成。标准的影响取决于与采购、认证、保险和责任制度的连接：一份自愿文件一旦成为合同条件或监管合规路径，就会获得接近强制规则的效力。

标准化存在路径依赖。已有设备、培训和供应链会降低兼容标准的成本，使早期选择长期延续。占据较大市场的企业更容易把自身设计转化为行业默认，小型参与者则承担认证和改造成本。不过，共同接口也能降低进入壁垒，使零部件和服务可以替换。标准究竟巩固垄断还是促进竞争，不能脱离制定程序和产业结构判断。

可核查案例一：IQ 如何从测验变成分类制度

Alfred Binet（阿尔弗雷德·比奈，1857-1911）与 Théodore Simon（泰奥多·西蒙，1873-1961）在 1905 年发布首个 Binet-Simon 智力量表，原目标是识别需要额外教育支持的儿童。测验关注一组任务表现，并不把分数当作不可改变的先天实体。随后，智龄、智商比值、常模排名和群体筛选逐渐把工具转化为一般能力分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的 Army Alpha 与 Army Beta 测验把心理测量扩展到大规模人员分类。语言能力、受教育程度、测试情境与文化熟悉度影响得分，但结果常被解释为稳定能力差异。量表由临床辅助工具变成分流装置后，其制度后果远超原设计：教育安置、移民争论和优生政策都曾借用智力数字获得科学外观。

IQ 测验并非因此毫无效度。标准化认知测验对部分学业和工作表现具有统计预测力，现代心理测量也发展出信度、测量不变性与公平性检验。问题在于从“特定任务上的相对表现”推到“单一、固定且价值中立的人的等级”需要额外假设。测验测得什么、对谁有效以及适合何种决策必须分别论证。

这个案例展示三重共生产。测试项目定义可被观察的能力，常模群体定义比较基准，学校和军队的分流需求推动单一分数的使用。分类一旦进入制度，又会改变训练、机会和身份，使后续表现部分反映先前分类。批判测量制度不应以取消评估为终点，而应限制高风险推断、提供多维证据和可申诉的重新评估。

可核查案例二：疾病编码如何协调医疗

世界卫生组织维护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把诊断、症状、伤害与死亡原因编码为可交换信息。ICD 支持跨地区死亡统计、医院记录、保险结算和疾病监测。没有共同编码，同一病症可能以多种名称出现，病例无法汇总，公共卫生趋势也难以比较。

ICD 的更新表明分类并非静态发现。疾病知识变化会产生新类别，临床实践需要更细粒度，数字系统又要求代码结构可计算。修订必须兼顾医学准确性、历史连续性和实施成本。一个新代码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软件升级、人员培训、支付规则调整和旧数据映射。

编码会反馈到临床实践。能被明确编码的病症更容易进入统计、研究和支付系统，边界模糊或跨专业的问题可能被拆散。支付与绩效若直接绑定代码，还会产生“编码优化”：机构更精细地记录高复杂度病例，有时提高信息质量，有时则使行政分类偏离患者经验。审计不能只检查代码是否填写，还要检查代码与实际诊疗的关系。

疾病分类的治理难题在于，稳定类别有助于协调，过早固定又可能阻碍新知识。较稳健的制度会保存版本、允许多重编码、记录不确定性，并让临床人员和患者组织参与修订。分类的权威来自可更新的共同基础设施，而不是声称每个边界都对应自然界中的清晰断点。

可核查案例三：欧盟协调标准与“新方法”治理

欧盟自 1985 年“新方法”（New Approach）以来，常由法律规定产品必须达到的基本健康、安全和公共利益要求，再由欧洲标准化组织制定详细技术标准。符合发布于《欧盟官方公报》的协调标准，通常可获得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的推定。CE 标志表示制造商声明产品满足适用要求，但并非由单一欧盟机构统一颁发的质量奖章。

这种安排把立法与工程细节分工。法律程序确定公共目标，标准委员会把目标翻译为测试方法、材料指标和性能要求。相较把每项技术参数写入法规，标准可以更快更新，也能利用行业和专业知识。制造商仍可采用替代技术路线，但必须用其他方式证明满足基本要求。

分工也产生问责问题。标准组织的技术会议远离公众视野，参与需要时间、专业能力和费用，大型企业通常比消费者组织和小型企业更有资源。协调标准虽形式上常属自愿，却因合规推定、采购和责任风险而具有强大事实约束。标准制定因而不能被当作价值中立的细节工作。

欧盟法院在相关判例中逐步确认协调标准与欧盟法律秩序的紧密关系，推动标准文本的可访问性和司法审查问题进入公共讨论。这个案例说明，多层治理并非“国家退场”：公共机构通过授权、引用、市场监督和法院审查塑造标准权威，私人和专业组织则参与产生可执行知识。技术标准与法律责任在协作中共同形成。

监管科学：在不确定性中形成可行动知识

Jasanoff 在《第五部门》（1990）中把美国科学咨询委员会称为介于传统政府部门之外的“第五部门”。委员会把学术知识转换为行政可用判断，同时承受证据、法律与公共问责的多重要求。监管科学不能等待所有不确定性消失，因为延迟本身也会分配风险。

监管判断通常包含至少四个环节：危害识别、暴露评估、风险表征和风险管理。前三者也并非纯技术步骤，模型选择、保守假设和数据缺口处理会改变估计；风险管理则明确加入可行性、成本、公平与法律权限。把全部争论压缩成一个“科学数字”，会隐藏不同环节的责任。

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由 Thomas Gieryn 用来描述行动者如何在具体争议中划定科学与非科学、专家与公众的边界。边界有助于保护专业判断，也可能被策略性使用：机构可能在需要权威时强调决定由科学要求，在面临责任时又称其只是政策选择。可问责的监管需要说明哪些结论由证据支持，哪些取决于价值取舍，以及证据改变到何种程度会触发修订。

核心争论与限度

标准化是公共能力还是规训权力

能力取向认为，标准创造可比性、互操作和普遍服务。统一测量让药品剂量能够复核，疾病编码支持流行病监测，产品接口降低协调成本。没有稳定分类，权利也难以落实，因为机构无法识别资格、追踪差距或审计执行。

权力取向认为，分类总会把某种生活形式设为默认，把偏离者变成例外和成本。标准一旦嵌入软件、采购和法律，早期选择就获得持久效力。受影响者若缺少制定席位，形式中立的规则可能把既有资源差异转化为技术差异。

两种立场各自抓住一半机制。标准既扩展公共能力，也分配可见性和调整成本。当前较有说服力的评价标准不是“是否标准化”，而是标准是否目的明确、证据可追溯、参与结构平衡、例外可处理、版本可修订，并允许对高风险分类提出申诉。

数字能否减少任意裁量

支持量化者强调，公开公式比不可见直觉更容易检查，统一口径也能发现地区和机构差异。批评者指出，数字把裁量前移到模型和数据阶段，并可能产生虚假的精确感。双方分歧不在于是否需要证据，而在于哪些判断适合编码、哪些判断必须保留并公开承担责任。

机械规则和专业判断并非替代关系。规则适合处理重复、可比较且错误成本明确的任务；专业判断适合处理例外、信息缺失和价值冲突。混合制度应记录偏离规则的理由，同时审计规则在不同群体上的系统后果。只审计个人裁量会遗漏模型偏差，只审计模型一致性又会遗漏例外伤害。

共生产框架的解释边界

共生产擅长揭示知识与制度如何相互塑造，却可能因为覆盖面过广而难以提出可证伪的因果命题。任何分类都能被描述为共同生产，但不同机制的强弱仍需比较。研究必须进一步说明，是法律授权、专业利益、设备限制、历史路径还是公共动员主导了具体结果。

Scott 的清晰化容易把中央知识写得过薄，也可能浪漫化地方实践；Porter 的数字信任解释组织为何量化，却不能单独评价指标是否有效；Bowker 与 Star 的分类分析能发现残余，却不自动给出最佳替代分类。STS 提供诊断工具，不提供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标准设计公式。

更一般的限度是，分类批判有时只强调被排除经验，却低估公共系统对稳定性的需要。每次修改都会影响时间序列、软件和权利资格。负责任的改革既要听见分类外的经验，也要估算迁移成本、兼容问题和新的边界效应。不存在没有边界的分类，只有边界更可见、更可争议且更可修订的分类制度。

💭 延伸思考

• 人口普查类别需要保持时间连续性，也需要回应社会变化；哪些条件足以证明修改类别的认识收益大于可比性损失？
• 当协调标准由专业组织制定、却通过法律引用获得事实强制力时，公开参与和司法审查应延伸到何种程度？
• 数字规则限制了前线人员的任意裁量，但可能固化模型设计者的隐蔽裁量；两类裁量应如何接受不同形式的审计？
• 疾病和能力分类既能提供服务，也会塑造身份轨迹；高风险分类应设置哪些重新评估、退出和申诉机制？
• 共生产分析揭示事实与价值交织后，仍需依据什么标准区分可靠的监管知识与服务于既定结论的技术包装？

📚 参考文献

1. Jasanoff, S. (ed.) (2004).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Routledge. ——共生产框架及知识秩序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核心文集。
2. Scott, J.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国家清晰化、行政简化与地方知识冲突的经典研究。
3. Porter, T. M.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量化、机械客观性与组织信任关系的系统分析。
4. Bowker, G. C. & Star, S. L. (1999).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MIT Press. ——分类基础设施、残余类别与制度后果的代表作。
5. Desrosières, A. (1998).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统计推理、国家建构与等价空间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6. Jasanoff, S. (1990). 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ers as Policymak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监管科学、专家咨询和行政决策边界的比较研究。
7. Espeland, W. N. & Stevens, M. L. (1998). “Commensur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313-343. ——把异质对象转换为共同尺度的机制及其社会后果。
8. Timmermans, S. & Epstein, S. (2010). “A World of Standards but Not a Standard World: Toward a Sociology of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69-89. ——标准化研究的权威综述，强调统一规则与地方实践之间的持续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