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分析哲学

📝 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以逻辑实证主义的姿态登场，宣称要用逻辑与经验的双重标准一次性清除形而上学。真正塑造这一传统的却是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自我瓦解：可证实原则被自己的标准判为无意义，分析与综合的界限被 Quine 拆除，“所予"被 Sellars 判定为神话，指称被 Kripke 与 Putnam 推到心灵之外，而 Rorty 干脆主张整个认识论事业应当被放弃。到 21 世纪，实验哲学又把矛头指向了这一传统赖以运作的方法论基础——哲学家的直觉是否算得上证据。当代分析哲学因此不再是一套学说，而是一种在持续自我批判中形成的论证风格。

逻辑实证主义：纲领与自我否证

第一层：一条判定标准

1920 年代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以 Rudolf Carnap（卡尔纳普，1891-1970）为理论核心，提出了一条极简的判定标准：可证实原则（verification principle）——一个陈述具有认知意义，当且仅当它要么是分析的（真假仅取决于词义与逻辑形式，如数学与逻辑命题），要么在原则上能够被经验观察所证实。

这条标准的锋芒直指形而上学。“绝对是完满的"“世界的本质是意志”——这类句子既非分析真理，也无法指定任何可能的观察加以检验，因此被判定为无认知意义（cognitively meaningless）。Carnap 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1932）中给出的结论极为强硬：形而上学命题不是假的，而是伪命题；它们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情态，其功能更接近抒情诗而非陈述。A.J. Ayer（艾耶尔，1910-1989）在《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中把这一纲领带入英语世界，并顺势将伦理判断归为情感的表达而非事实的断定。

第二层：纲领的三根支柱

🔍 逻辑实证主义的力量来自三项彼此支撑的承诺。其一是分析/综合二分：一切有意义的命题非分析即综合，逻辑与数学属于前者（因而必然但空洞），科学属于后者（因而有内容但可错），形而上学两边都进不去。其二是还原论：每个有意义的语句都可以被翻译成关于直接经验的语句，从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组确证条件。其三是统一科学的理想：以物理语言为共同基底，把各门科学的陈述整合进一个可翻译的体系。三者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分工方案——哲学不再与科学争夺关于世界的发言权，而是转任语言的逻辑分析师。

第三层：标准的自我否证

纲领的致命伤出现在它自身的表述上。“一个陈述有意义当且仅当它可分析或可证实"这句话本身既不是分析真理（它不是靠词义为真的定义，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定义一个别的标准），也不可能被任何观察证实（没有一次实验能测出"意义”）。按照自己的标准，可证实原则本身就是无意义的。

修补的尝试同样不顺利。严格证实（必须被观察最终确定为真）会把全称形式的科学定律一并逐出，因为没有有限观察能穷尽"所有金属受热膨胀”；放宽为"可确证”（confirmable）又过于宽松，几乎任何形而上学句子都能与某些观察扯上或然联系。Carnap 后来在《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1950）中做出了一次重要退让：他区分了框架内问题（internal questions，在某个语言框架内部，“是否存在素数大于一百"有确定答案）与框架外问题（external questions，“数究竟是否存在”），并主张后者不是真假问题而是选择何种语言的实用问题。这一"本体论宽容"实际上放弃了以意义标准一举取消形而上学的雄心，把问题转化成了语言框架的取舍。

Quine：两个教条与整体论

W.V.O. Quine（奎因，1908-2000）1951 年的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从内部拆毁了上述纲领。他的攻击对象正是那三根支柱中的前两根。

第一个教条是分析/综合二分。 Quine 追问：什么使"单身汉是未婚男子"成为分析的？通常的回答是二者同义。但何谓同义？若诉诸"可相互替换而不改变真值”，会发现这一替换只在包含必然性算子的语境中才足以判定同义；而"必然"又要靠"分析"来说明。整个说明因此绕回原点——分析性只能靠一组彼此定义的概念来解释，从未获得独立的经验或形式判据。Quine 的结论不是"没有句子是分析的"，而是：分析与综合之间没有一条可以承担理论重负的原则性界线。

第二个教条是还原论——认为每个有意义的语句都对应一组独有的确证经验。Quine 借助 Duhem 的洞见指出，语句从不单独面对经验法庭，接受检验的是整个理论体系。当预测失败时，可修改的环节众多：核心假说、辅助假设、测量理论，乃至逻辑规则本身。

🔍 由此得到 Quine 著名的信念之网（web of belief）意象：信念体系像一张边缘与经验接触、中心远离观察的网。逻辑与数学位于网的中心，修改代价极高，因此显得"必然"；观察报告位于边缘，修改代价低廉。但差别只是程度而非种类——“没有任何陈述免于修正”，在足够大的压力下，连排中律也可以为了简化量子力学而被牺牲。所谓的先验必然性，被重新描述为体系中的位置深浅。

本体论承诺是同一思路在存在问题上的应用。Quine 在《论何物存在》（1948）中提出了一条判定准则："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bound variable）。这条准则本身不告诉任何人世界上有什么，它只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一套理论承诺了什么。做法是把理论改写为一阶逻辑的规范形式，然后清点存在量词所约束的变项必须取哪些对象为值，理论才能为真。若某理论的最佳表述无法避免对集合、场或基因的量化，该理论就承诺了这些实体的存在。争论存在问题因此转化为在若干竞争理论之间权衡简洁性、解释力与保守性——这是理论选择，不是超验直观。

🌍 这一转向的实际后果是：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内部复活了，但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关于超感官实在的沉思，而是关于"何种理论框架代价最低"的比较研究——当代关于共相、可能世界、心理状态实在性的争论，大多沿用了 Quine 设定的这种记账方式。

自然化认识论是 Quine 晚期最具争议的主张。在《认识论的自然化》（1969）中，他论证：既然基础主义为知识寻找绝对起点的计划已随两个教条一同破产，认识论就不该继续追问"感觉经验如何证成科学理论"这一无法回答的规范问题，而应改问一个可研究的经验问题——贫乏的感官输入如何实际产生了丰富的理论输出。认识论由此成为心理学的一章。批评者立刻指出其代价：这一改造把"应当如何形成信念"的规范维度整个删去，而规范性恰恰是认识论的核心关切；描述人们事实上如何推理，无法回答他们的推理是否有效。后来的德性认识论与温和的自然主义大多试图保留 Quine 的经验敏感性，同时把规范问题重新接回。

（Quine 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已在语言哲学一章处理，此处不再展开。）

Sellars：所予的神话与两种图景

Wilfrid Sellars（塞拉斯，1912-1989）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56）中攻击了经验主义最后的堡垒——所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

🏷️ “所予"指这样一类认知项：它直接呈现于意识，不依赖任何先前的概念掌握或学习，同时又能为其他信念提供证成。感觉与料理论认为，“此刻有红色的感觉块"就是这样的东西。

🔍 Sellars 论证这是一个不融贯的要求。若所予是纯粹非概念的接受性状态，它只能引起信念，不能支持信念——因果关系不是证据关系；若它已经具有可以支持信念的概念内容（“这是红的”），那它就预设了掌握"红"这个概念、知道红与橙的区别、懂得在何种光照下报告可靠——而这些都是习得的能力，所予因而不再是无预设的起点。两条路都走不通。

由此产生了 Sellars 最有影响的一句表述：把某个状态刻画为知识，不是在给出它的经验描述，而是”把它安置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placing it in the logical space of reasons）。知识属于规范性的评价领域——涉及辩护、质疑与承担责任——而非自然事件的因果领域。这一区分后来成为匹兹堡学派（Pittsburgh School）的出发点：John McDowell 与 Robert Brandom 分别用它来重新处理经验的角色与意义的推理主义说明。

Sellars 另一项持久遗产是《哲学与人的科学图景》（1962）中的显象图景（manifest image）与科学图景（scientific image）之分。显象图景是人把自己理解为具有意图、感受与责任的人格存在的框架，它是常识与人文传统共同的产物；科学图景则以粒子、场与神经过程重构同一个世界。Sellars 既不愿像常识哲学那样宣布科学图景只是抽象工具，也不愿简单取消显象图景——他给出的口号是”在描述与解释世界的维度上，科学是万物的尺度"，同时坚持人格与规范必须被"接合"（join）进科学图景，而非被它删除。如何完成这一接合，至今仍是心灵哲学与元伦理学的核心难题。

Davidson：无规律的一元论与彻底解释

Donald Davidson（戴维森，1917-2003）的工作横跨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其特点是从少数极简的前提推出令人意外的结论。

无规律的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出自《心理事件》（1970）。Davidson 从三条看似都难以放弃的原则出发：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存在因果互动；凡因果关系必落在严格定律之下；心理事件与物理事件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心物定律。三者表面上互相矛盾——若心物有因果互动且因果需要定律，怎么可能没有心物定律？Davidson 的化解方式是区分事件与描述：定律涵盖的是在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每一个心理事件个例（token）都同一于某个物理事件个例，因此因果互动落在物理描述下的严格定律之中；但心理类型（type）无法与物理类型对应，因为心理状态的归属受整体性与理性约束——归属信念必须让主体大体上融贯合理，而物理描述不受这一约束。于是一元论（只有物理事件）与心理的无规律性（没有心理学严格定律）可以并存，同时避免了类型还原。

🌍 这一立场对社会科学有直接含义：它解释了为什么关于意图行动的解释无法被改写为无例外的定律，却又不必因此假设某种非物质的心灵——理由解释与因果解释可以是同一批事件的两种描述。批评者则质疑，如果心理属性不进入任何定律，它们是否还具有真正的因果效力，抑或沦为副现象（epiphenomenon）——这是心灵哲学中关于"心理因果性"的持续争论。

彻底解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是 Davidson 的意义理论。设想需要理解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且不能预先借助任何关于说话者信念或词义的知识。可用的证据只有：说话者在何种情境下持有某语句为真。困难在于信念与意义的联合不确定——同一行为既可解释为"他相信下雨且’Es regnet’意为下雨"，也可解释为"他有奇怪的信念且词义不同"。

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是打破僵局的必要约束：解释必须最大化说话者信念的真实性与融贯性。这不是善意的假设，而是解释得以进行的构成性条件——如果允许把对方描述成大面积持有荒谬信念的人，任何解释都无从被证伪，“理解"这一概念本身就失效了。由此得出一个反怀疑论的结论：大规模的错误在原则上不可归属，因而"信念整体可能全盘为假"这一怀疑论设想是不融贯的。

Davidson 由此走向对概念图式的批判。《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本身》（1974）把图式/内容二分称为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即便放弃了分析/综合与还原论，许多人仍保留着"有一个中性的经验内容，被不同的概念图式以不同方式组织"这一图像。文化相对主义、Kuhn 的不可通约性、Whorf 的语言相对论都依赖这一图像。Davidson 论证：断言"存在一种完全无法翻译的图式"要求同时做到两件事——把对方认作使用语言者（这需要足够的可解释性），又宣称其语言不可翻译（这取消了可解释性）。二者不能并立。所谓根本差异，只能在大量共享判断的背景下才被识别为差异。批评者认为这一论证把"全盘不可通约"的极端立场当作了靶子，而 Kuhn 主张的只是局部不可通约；这一反驳被广泛接受，但 Davidson 对"中性内容"这一图像的瓦解仍然改变了相对主义争论的地形。

Kripke：严格指示词与后验必然

Saul Kripke（克里普克，1940-2022）在《命名与必然性》（1972 年讲座，1980 年成书）中推翻了从 Frege 到 Russell 的描述论——即专名的意义等同于一组摹状词，“Aristotle"意为"教过 Alexander 的那位 Stagira 哲学家”。

🔍 Kripke 的反驳是模态论证。假设 Aristotle 从未从事哲学，“Aristotle 是哲学家"依然是关于同一个人的可理解假设；若名称等同于摹状词，这句话就会变成"那位哲学家不是哲学家"这样的自相矛盾。他进一步提出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的概念：专名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体，而摹状词一般不具有这一性质（“最伟大的哲学家"在不同可能世界中指称不同的人）。名称如何获得指称？靠的不是描述的满足，而是因果历史链条——一次最初的命名仪式，随后由说话者一环环地承接使用意图。使用者可以对被指称者一无所知甚至持有错误信念，仍然成功指称。

🔍 由此产生了 Kripke 最重要的结构性贡献：必然性与先验性的分离。传统上二者被当作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必然的即先验可知的。Kripke 指出这是两个维度：必然性属于形而上学（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先验性属于认识论（无需经验即可知）。于是出现两类此前被认为不可能的组合。后验必然：晨星即暮星、水就是 H₂O、这张桌子由这块木料构成——这些命题的真需要经验发现，一旦为真便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因为二者是同一个对象或同一种物质。所谓"水可能不是 H₂O"的想象，实际上想象的是"某种外观与水相似的别的东西”。先验偶然：把某根特定金属棒规定为长度单位，“这根棒长一米"可以无需测量而知，但这根棒本可以更长——它不是必然真理。

🌍 这一区分重塑了多个领域。它使本质属性重新成为可讨论的科学问题（金的原子序数、物种的谱系关系），支持了 Putnam 关于自然种类的外在论；它也给心灵哲学提供了新武器——Kripke 据此论证同一论有困难：若"疼痛就是 C 纤维激活"是真同一，它应当像"水是 H₂O"一样必然，但"有 C 纤维激活而无疼痛"看起来可以设想，且无法用"外观相似的别的东西"来消解，因为疼痛的外观就是疼痛本身。

Putnam：孪生地球与两次转向

Hilary Putnam（普特南，1926-2016）以一生数次公开改变立场而著称，这一轨迹本身构成了对分析哲学自我修正机制的展示。

📝 思想实验：孪生地球（Twin Earth）。 设想宇宙中另有一颗星球，各方面与地球相同，包括每个人的分子构造与心理状态。唯一的差别是：那里被称作"水”、看起来同样透明可饮、充满湖海的液体，其化学构成不是 H₂O 而是一种复杂的化合物 XYZ。1750 年，化学尚未发展，地球人 Oscar 与孪生地球人 Twin Oscar 在心理上完全无法区分——两人头脑中关于"水"的全部信念与感受一模一样。但 Oscar 说"水"时指的是 H₂O，Twin Oscar 说"水"时指的是 XYZ。既然二人的心理状态相同而所指不同，词义就不可能完全由头脑内部的状态决定。Putnam 的结论是：”意义根本不在头脑之中"（meanings just ain’t in the head）。

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由此确立：自然种类词的指称由外部环境的实际构成，加上语言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inguistic labor）——多数人无法区分榆树与山毛榉，却仍能用这两个词成功指称，因为语言共同体中存在专家，普通使用者对专家判断的依赖已经内置于词的使用规范之中。这一论点对认知科学影响深远：若心理内容部分地由环境决定，那么把心灵研究严格限制在颅骨之内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就需要修正。

Putnam 随后的第一次转向是内在实在论（internal realism）。在《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中，他用模型论论证攻击"形而上学实在论”——即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所有描述的世界，且有唯一一种真描述与之对应。论证大意是：若真理只是语句与世界之间的对应，那么对任何一套满足全部理论约束的解释，模型论都能构造出另一套同样满足约束却把词项映射到完全不同对象上的解释；仅凭对应关系无法把"意指兔子"与"意指兔子的时间片段"区分开。要固定所指，就必须诉诸使用者的实践与概念框架。内在实在论因此主张：真理是理想化条件下的可接受性，而"世界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只能在某个概念框架内部提出。同一本书中的缸中之脑论证则表明，若语义外在论成立，一个始终是缸中之脑的存在者说"我是缸中之脑"时并不指称真正的缸与脑，这句话因此为假——怀疑论假设是自我挫败的。

1990 年代，Putnam 再次转向，公开放弃内在实在论，转而主张一种接近常识的自然实在论：知觉并非通过内部表象的中介间接触及世界，感官与世界的关系应被理解为直接的交易。他此后的著作大量援引 Wittgenstein 与 William James，并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同样站不住脚——经济学中的"效率"、科学中的"简洁"都是评价性与描述性纠缠的厚概念。这一轨迹表明，分析哲学内部的实用主义资源始终存在，只是长期被逻辑经验主义的自我叙事所遮蔽。

Rorty：镜子的破碎与新实用主义

Richard Rorty（罗蒂，1931-2007）的《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1979）把上述各条批判线索汇合起来，得出了一个整个学科都不愿接受的结论。

🔍 Rorty 论证，从 Descartes 到 Kant 再到 20 世纪认识论的整个事业，依赖一个未经审视的隐喻：心灵是一面反映实在的镜子，知识是准确的表征（representation），哲学的任务是检查镜面是否有瑕疵，从而充当一切知识主张的最高法庭。这一图像并非哲学发现，而是 17 世纪的历史偶然产物。而拆毁它的正是分析哲学自身的成果：Quine 取消了分析/综合的界线，Sellars 取消了所予，二者合起来意味着既没有免于修正的先验真理，也没有未经概念中介的经验基础——那么"镜子照得准不准"的追问就失去了可能的裁判席。

Rorty 由此主张放弃表征主义，而非用更好的表征理论取代它。语言不是再现实在的镜子，而是应对环境的工具；一套词汇（vocabulary）的优劣不在于它是否更贴近世界的本来结构，而在于它是否让人做成此前做不成的事。相应地，证成只能是相对于某个社群的对话过程——“除了对话中的同伴之外，没有别的裁判”。哲学的角色因此从"系统性的"（systematic，为文化各领域划定界限并提供基础）转为"教化性的"（edifying，通过引入新的描述方式打断既有共识，使对话得以继续）。在《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中，他进一步提出"反讽者“的形象：一个既坚持自己的终极词汇、又始终意识到它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产物、无法被非循环地辩护的人；公共生活所需要的不是关于人性的共同真理，而是不断扩大"把谁算作同类"这一范围的团结（solidarity）。

⚠️ Rorty 招致的批评相当集中。其一是自我指涉难题：主张"没有任何词汇更贴近实在"这句话本身是否也只是一种词汇？若是，它就无力反驳表征主义者；若不是，它就自我例外。其二是政治批评：如果证成只能诉诸"社群的对话”，那么当社群本身系统性地排斥某些声音时，批判的立足点从何而来——这正是后文认识论不正义研究所处理的问题。其三来自科学哲学：把预测成功仅仅归为"有用"，难以解释为何某些工具持续有用而另一些不然。Rorty 的辩护是：这些反驳都预设了他所要拆除的那面镜子。争论至今没有收敛，但他促成的一个后果是明确的——分析哲学不再能把自己视为不涉历史的中立技艺。

实验哲学：直觉的证据地位

分析哲学的标准操作是构造案例并诉诸对案例的直觉判断：Gettier 案例中的 Smith 直觉上不知道；孪生地球上的"水"直觉上指 XYZ。这些判断承担着近似于实验数据的角色。2000 年前后兴起的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简称 x-phi）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方法论问题：如果直觉是证据，那么谁的直觉？

Jonathan Weinberg、Shaun Nichols 与 Stephen Stich（2001）用问卷测试了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被试对经典认识论案例的判断，报告了系统性差异——某些群体更倾向于把 Gettier 情形算作知识。Edouard Machery 等人（2004）在指称理论上做了类似测试：面对 Kripke 用来反驳描述论的 Gödel 案例（若那条定理其实由另一人证明，“Gödel"指谁），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给出的答案分布明显不同。Joshua Knobe（2003）则发现了后来以其命名的效应：同一个副作用，当结果有害时多数人判定是"有意为之”，当结果有益时多数人判定不是——道德评价反过来影响了本应中立的心理概念归属。

🌍 这些结果的威胁不在于个别结论被推翻，而在于方法论层面：若关于案例的判断随文化、阶层、人格、甚至提问顺序而变，那么以少数受过特定训练者的直觉作为普遍概念分析的证据基础，就需要重新辩护。

⚠️ 实验哲学自身也经受了严格检验，结果比早期宣称的温和。Machery 等人 2017 年组织的大规模跨文化重复研究（涵盖二十余种语言）发现，Gettier 直觉在各文化中相当稳健——被试普遍不把 Gettier 情形算作知识，早期报告的差异未能复现。这削弱了"直觉全面不可靠"的强主张，但并未消解方法论问题：某些领域（指称、意图归属、道德责任）的差异反复得到复现，另一些则否，差别本身需要解释。另一条辩护路线是 Timothy Williamson 的专长回应：哲学家对案例的判断并非某种特殊的"直觉能力"，而是训练有素的普通判断，正如物理学家读仪器的判断优于外行；但已有若干研究发现受训哲学家同样表现出顺序效应与框架效应，专长回应因此仍缺乏经验支持。较为稳妥的结论是：诉诸案例判断并未被废除，但它不再享有免检地位，其可靠性成为一个逐案的经验问题。

立场演变的整体图景

这张表所显示的不是一条通往正确答案的路线，而是一系列约束的松绑：先是取消了免于修正的先验真理，再是取消了未经概念中介的经验基底，随后取消了意义完全内在于心灵的假设，最后连"哲学家的判断本身可靠"这一操作前提也被交付经验检验。每一次松绑都扩大了可讨论的问题范围，同时削弱了这一传统最初赖以自我辩护的东西——一套据称能为其他学科划定界限的、独有的方法。

⚠️ 分析与大陆之分是否仍然成立。 就学说内容而言，这一划分已难以维持。它最初被理解为对立的选项——形式严格 vs 历史意识、清晰论证 vs 文学修辞、拒斥形而上学 vs 追问存在——但每一组对立都已被跨越。Michael Dummett 指出两个传统同出一源：Frege 与 Husserl 是同代人，处理的是同一批关于逻辑与心理主义的问题，分道发生在此后而非起点。当代情形更加复杂：匹兹堡学派用分析哲学的工具系统重构 Hegel 与 Kant；对 Heidegger、Nietzsche 与 Foucault 的严格论证性研究已是分析哲学系的常规课题；而形式方法（模态逻辑、贝叶斯网络、形式语义学）在原属大陆传统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就论题而言，规范性、承认、意识形态、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两边都在处理。

就社会事实而言，这一划分仍然有效，只是性质变了：它标记的不是两种哲学观，而是两条制度谱系——不同的期刊、不同的经典目录、不同的博士训练路径、不同的写作规范与引用习惯。学者的归属往往由受训地点而非哲学立场决定。把它当作学说分类会导致误判（会得出 Rorty、后期 Putnam、McDowell 属于哪一边这样无谓的问题）；把它当作制度史事实则仍有解释力，也能说明为何跨越两边的作品常常在两边都难以获得恰当的评审。较为准确的说法是：作为哲学立场的分野已经消解，作为学术社会学的分野尚未消解。

💭 延伸思考

• Quine 主张"没有任何陈述免于修正"，包括逻辑规律。但修正逻辑需要用到推理，而推理又要预设某些逻辑规律——这一整体论是否在自我瓦解的边缘？是否存在某个最小的、无法一致地放弃的核心？
• 若 Rorty 正确，哲学不能为其他学科提供基础，只能参与对话，那么哲学训练相对于文学批评、思想史或社会理论还剩下什么独特之处？“论证的严格性"能否构成一种独立的专长，还是仅仅是一种写作规范？
• 实验哲学揭示了案例判断随人群变化。假设某个道德概念（如"应受责备”）的直觉在不同社会中系统性不同，这究竟表明该概念是文化产物，还是表明某些群体的直觉存在可诊断的偏差？区分这两种解释需要什么样的独立判据？

📚 参考文献

1. Quine, W.V.O.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1), 20-43. ——拆解分析/综合二分与还原论的分水岭论文。
2. Sellars, W. (1956).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 ——“所予的神话"与"理由的逻辑空间"的原始文本。
3. Davidson, D. (1980).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收录《心理事件》，无规律的一元论的系统表述。
4. Kripke, S. (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严格指示词与后验必然的经典论证。
5. Putnam, H. (1975).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孪生地球与语义外在论。
6.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对表征主义与认识论中心地位的整体性批判。
7. Machery, E., et al. (2017). “Gettier Across Cultures.” Noûs, 51(3), 645-664. ——跨文化重复研究，对早期实验哲学结论的重要修正。